為民主黨往美加籌款，在第一站温哥華， 從阿濃口中，得悉《明報》副刋改版，删掉了好幾個專欄， 很招一些風雨。

返港後， 在《蘋果日報》張無忌的專欄， 讀到張健波兄在《傳媒春秋》以曾約我寫稿來否認轉軚。

的確，年來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諸兄，多次約我寫稿，我都婉拒了。原因之一，是不想自己太辛勞；當然，還有其他的考慮。

　　我常常說：不承認人會老會死，是既不唯物，也不辯證的。但一些滿口唯物論、辯證法的人，總避諱這回事。

年紀越來越大，精神和體力都無復當年， 自己是最清楚的。不自覺，不正視，就是自欺欺人。我不想自己太辛勞，就是不去自欺欺人。

這次， 除了張、馮、劉諸兄外， 還加上馬家輝兄，又來約我寫稿。馬兄，是我一九八九年在芝加哥認識的，可算是老朋友。稍後，胡菊人兄隔洋傳真，促我接上《三言堂》二缺一的空檔，甚至說到，以能與我同寫一專欄為榮。我一直很敬重胡兄， 因而感到壓力。

我這次其他考慮之一是：《明報》是否想利用我作為盾牌， 去抵擋轉軚的指責呢？

好些聞訊的朋友，都勸我上馬，認為佔得一地盤， 去突破自律，是好的。

反覆思量了多日，我終於決定不辭更辛勞一點——捨命陪君子！胡兄和那些朋友，都是君子；當然， 我更希望張、馮、劉、馬諸兄，也是君子。

這是我在《三言堂》的開埸白。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 　

捨命陪君子

《三言堂》的「一言」（之一） 司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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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二本結集――《捨命陪君子》和《猶吐青絲》，分別於去年夏和今年春節前出版，各印二千冊。今年七月的書展後，「次文化堂」的彭志銘兄即對我說：兩書都差不多售罄，可否再版？我對圖書市場不大了了，不知這算是暢銷還是滯銷，但無論如何，在一年多或大半年後便再版，總是高興的。

　　由於我是一個公眾人物，很多香港市民認識我。不少碰見了，都說：很喜歡讀我在《明報‧三言堂》的文字，特別是一些關於學生的故事和寓言。這一直給我很大的鼓勵，督促著我去寫好每一篇每一個字。在結集時，我堅持「一篇不漏，一字不易」，這樣也約束了自己下筆時很認真用心。雖然每篇只約八百字，但總反覆思考過，頗花時間。我是全力以赴的，倘尚未及格，只是力有不逮而已。這是我初次寫專欄，希望今後仍不斷有所進步。

　　在書展和支聯會的年宵攤位，我很珍惜與購書的讀者直接交談的機會。由此得知，絕大部份平時都在讀《明報‧三言堂》的。他們講書，或是漏讀了若干篇，或是為了保存而不必剪報，或是選出一些給家裏的小朋友去讀，或寄贈海外親友……。這種錯愛，我永遠銘記。

　　我已寫了兩年多了。「在這個專欄，我寫得很雜。除了因為想到甚麼就寫甚麼外，還有希望藉此把一個較為有立體感的我，展示在讀者面前之意。一般港人，大多都只從我的政治活動，得到對我的印象。其實，這只是我的一面，只是表面的。倘若能從這頗『雜』而又統一的各個方面去看我，這才會較真確地認識和了解我。」（《拾命陪君子‧前言》）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最初的決定是好的。我將會這樣繼續寫下去，也許會寫得更「雜」一點，展示出一個更「有立體感的我」。

　　不少讀者曾向我建議：把有關學生的故事和寓言，選出來出版專輯，以便給家中的小朋友或學校的學生閱讀。盛情可掬而又難卻。彭志銘兄也答應了出版，但目前篇數還不足成集；不過，在明年的書展前，是總可以的了。

　　我還預先想了一想，為該專輯定名為《回眸時看》。這出自魯迅的《答客誚》，全詩如下：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捨命陪君子

《三言堂》的「一言」（之一） 司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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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命陪君子（1998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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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堂１》的「一言」〈之一〉 司徒華

前言

　由九七年五月一日，至本年二月底，這整整十個月中，每三天一次，我在《明報》副刊《三言堂》這個專欄，所寫的文字，全部都收集在這本小册子裏，共一百零一篇。此外，在約略相同的期間，發表在《明報》的《世紀》和《論壇》兩版的幾篇文字，也放了在裏面，作為附錄。

我填補二缺一的空檔，成為了《三言堂》的「一言」，那原委在所寫的第一篇開場白——《捨命陪君子》作了交代。因此，我以此，我以此作為書名和代序。

在這個專欄，我寫得很雜。除了因為想到甚麼就寫甚麼外，還有希望藉此把一個較為有立體感的我，展示在讀者面前之意。一般港人，大多都只從我的政治活動，得到對我的印象。其實，這只是我的一面，只是平面的。倘若能從這頗「雜」而又統一的各個方面去看我，這才會較真確地認識和了解我。

出版社曾建議：把這一百零一篇的文字，分為世情、政情、人物、讀書、教學等類，分類而編排。我以為不必，因為「雜」，不少篇文字不易將其一刀切歸屬於某一類裏。於是，就按見報的先後次序而編排，這也較顯現其「雜」的特色。

出版社又曾建議：抽起了某幾篇時間性較強的文字。我也以為不必，並以為時間性也就是歷史性，尤其是在這回歸前後之際。而且，有了缺少，就不是完整的記錄——甚至或會有人猜測，這些文字是因為某些原因而抽起了。在每篇文字的最後，附記的年月日，就是見報的日期。上面説過， 「時間性也就是歷史性」，未知這日期的附記，加強了文字的時間性，是否也給以其一些些歷史性？

出版社這兩個建議，我都沒有接納，尚祈見諒！

《三言堂》這個專欄，目前我還在每三天一次地寫，但不知被容許，或自己願意寫到甚麼時候。假如被容許而又願意繼續寫下去，過了一段時間，我又或會把這些文字結集，另擬書名，而以「《三這堂》的『一言』之二」，作為副題去出版。

一些朋友，沒有或再沒有看《明報》，所以，沒有讀到我在《三言堂》的文字；也有一些朋友，因為每三天一次，常常漏讀了好一部份。我希望他們能讀到這本小册子，提出意見！這也是我出版這本小册子，順帶的一點小小的心意。

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落車」快滿一年而又即將再「上車」之際

FILENAME 捨命陪君子_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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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

魯平與烈士

奧爾布賴特、戈爾和克林頓，接見了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港澳辦主任魯平，随即對此發表評論說：我們不會讓李柱銘當烈士。

錢其琛的「米已成炊」和江澤民的「言不及義」，雖然都有語病，但只昧於詞語含義有褒貶之分而已。魯平的錯誤卻頗為嚴重，可以說是政治上的錯誤，亦即目下時興的所謂「政治不正確」。

美國政要的接見，到底與烈士有甚麼關係呢？

為甚麼扯到烈士上去呢？

莫非這是一項可判死刑的滔天大罪？

烈士是甚麼？是為正義事業而犧牲的人，大抵無人敢把江青和張春橋封為烈士的罷？魯平的話，從邏輯上來說，是肯定了李柱銘所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

烈士的對立面是甚麼？是反對正義事業的人，不單是反對，而且用殘酷的手段去迫害。魯平很顯明地把他的「我們」，放在烈士的對立面之上。

「不會讓」，不是不可能，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沒有這樣的權勢，那語調只不過是「不屑」，暫時還可容忍，「費事益咗你」名留青史而已。

我在街頭為民主黨籌募經費，推銷奬券。一位衣著普通的女街坊走上前來，捐了一百元，在我耳邊悄悄地說：「叫李柱銘小心！魯平提到了烈士這兩個字呀！」魯平的話， 對一般人確實有恫嚇力。

「米已成炊」、「言不及義」、「烈士」等等， 一方面反映了中國高官的語文修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的潛意識。

一九九七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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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

香港張春橋

《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的諮詢期，已經結束了。我最感興趣的，是曾鈺成再三向新聞界強調：「支聯會應列為政治團體」，大有心有不甘、憤憤不平之概。他為甚麼這樣「厚愛」支聯會呢？

我的回應是：

支聯會豈止是政治團體，它不是早已被定性為顛覆組織了嗎？

不過，我還要提醒他：他曾作為領導人的教聯會，便是支聯會的第一批成員團體；他的親密戰友程介南，曾經是支聯會的第一屆常委。

天安門廣場被坦克車機關槍洗禮過後，他們來了一封文情並茂的退會信。這一封信， 還保留着，在適當的時候或會公諸於世。

我還要提醒他：九零年六月四日的清晨，他和我同被邀請到北角的寶血女子中學演講。他稍遲到了，解釋說，因為校裏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他作為校長， 認為在這「六四」的一周年紀念日，培僑中學不應該升旗，因為這一天是「國殤日」。但作為校監的吳康民，卻說，他行使校監的行政權力，一定要升旗。校監是校長的上司，結果旗終於升了。

提及吳康民， 我記得在「六四」當天的熒光幕上，他老淚縱横地說：解放前，他在廣州從事地下學生運動，那時候，國民黨對進步學生的鎮壓，也沒有這一次這麼殘酷！

香港江青，已家知戶曉。坊間有好事者，為其湊足四人幫。張春橋個子矮矮瘦瘦，臉色陰沉，是四人幫中的軍師。此刻，香港張春橋大可呼之欲出；讀者去猜猜，雖不中亦不遠矣。其餘兩人，有機會再談。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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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

羅曼‧羅蘭遺作

從九七年三月份《讀書》得悉，羅曼‧羅蘭的遺作《莫斯科日記》中譯本，原來兩年多前早已在國內出版了﹝漓江出版社﹞。

甚麼時候，香港才可以買到此書呢？

一九三五年，他訪問蘇聯，寫下了六月十七日到七月廿八日一個多月的日記。但他同時決定：由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算起，不論是全部或其中片斷，五十年內不得發表。

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寫下了所見所聞的陰暗面，並表達了深重的憂慮。他的觀察力和良知，成為了偉大的歷史預見。但是，他為甚麼要禁止這部日記在五十年之內發表呢？

這使我感到，他的偉大還不是很偉大。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另一位法國著名作家紀德，訪蘇後寫了同樣的遊記，卻即時發表，雖然被圍攻直至死去，但絕不畏縮後悔。

羅曼‧羅蘭，是不是害怕秋後算帳呢？他大抵不會至於如此罷？那麼，是甚麼緣故呢？我很想了一想，想出了一個不太恰切的比喻。

一個失戀者，自殺了。雖然深知拋棄自己的異性，是一個薄倖無情、淫亂無恥的負心人，不值再去愛，但為甚麼還要付出最寶貴的生命呢？這是不是太愚蠢了呢？

其實，他要為之而犧牲的，並不是那一個異性，而是曾經為之神縈夢繞的一個憧憬，而是曾經為此憧憬而奉獻出的竭盡的感情。那憧憬和感情，都幻滅了，自己一無所有，因而失去了生存的意志。

羅曼‧羅蘭沒有自殺，但不久便逝世。他的憧憬和感情，有沒有幻滅呢？大抵他是很憐憫，很多很多人的憧憬和感情的幻滅的。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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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

董橋勸讀閒書

董橋在《明報》英文版的專欄《英華沉浮錄》，勸他的同姓兄弟——董特首，該讀幾本閒書了。董特首已有「七‧十一」的綽號，每天辛勞十六小時，難道董橋還想他變為「六‧十二」，再加兩個鐘頭去讀閒書嗎？這莫非想要了他的命！

董橋是從彭定康的《給香港的信》談起的。他引述彭信，說在一個雨天的周末，不能出外運動，就留在家裏，讀了一本叫做《歷史的終結》的書。他接着說彭：「冷酷果斷，信心十足，能言善辯，而且博覽羣書，文史修養深厚，順口引經據典，永遠不在人家面前流露絲毫猶豫神情，明明是空泛的內容都會包裝成燦爛的言詞。這是讀書讀出來的。」

我的英文程度，退步到不及中五學生，所以對他這樣的評價，難置可否。但是，我卻不明白，「冷酷果斷」、「猶豫神情」，為甚麼與讀不讀書有關？知識分子是讀書的，但不是曾被判定有先天的動搖性嗎？

董橋的話，向來都是說得很委婉的。他一方面稱許彭定康「博覽羣書，文史修養深厚」，另一方面卻又勸董特首，該讀幾本閒書了。這豈不是拿出彭來，把董比下去嗎？這豈不是有一點為「千古罪人」張目的味道嗎？不論話說得多麼委婉，明眼人還是輕易地看出來的。

我也讀一點閒書的，但只限中文。我的經驗是，讀閒書要有閒心。這閒心不等同空暇，不必在「春雨綿綿的時節」才有。即使很忙，也可以培養出閒心來的。只要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以心為形役，樂天知命，在怎樣忙碌緊張的生活中，總可以有些時間讓心閒下來。

其實這閒心就是心境的寧靜，「寧靜致遠」的寧靜。「寧靜致遠」的上一句，是「淡泊明志」。

董橋勸董特首，讀幾本閒書，我卻希望董特首，能讓心閒下來。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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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

「睇吓邊個立法」

在美加籌款途中，香港這邊每天都把剪報傳真給我們，使我們雖遠隔重洋，仍能感受到香港的脈搏。傳真一到，馬丁、阿富和我，都如饑如渴地，分派每人一頁來傳閱。

一天，收到了唐英年因成衣出口，在英美兩地惹上官司的剪報。這消息，美加的報章也有報道，所以，本港人士對此事的反應，才是我們關注的。當我們讀到了，身兼立法局和臨時立法會議員的陳鑑林說：

「合唔合法，睇吓邊個立法！」

三人都一齊拍案叫絕，捧腹大笑。

這兩句話，不但琅琅上口，通俗簡明、一針見血、神氣十足，而且還可以說是大有來頭的，絕不能置之以拍案、捧腹。

我不知道，陳鑑林是否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是一本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假如他沒有讀過，那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國家與革命》的最重要論點是：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由這個國家機器所掌握的軍隊、警察、監獄、立法、司法等等，也就是壓迫的工具。這樣，立法和司法，當然是有階級性的了，是為一個階級去壓迫另一個階級而服務的。

「合唔合法，睇吓邊個立法」的潛台詞是：使唐英年惹上官司的，是帝國主義立的法律，是帝國主義用來壓迫我們的法律，違反這樣的法律，對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來說，並不是不合法的。唐英年沒有這樣說，因為他並不反對帝國主義；陳鑑林這樣說了，大抵是自以為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罷？

我們的立法權，掌握在滿腦子這種思想邏輯的人的手上，你會覺得可怕嗎？

這兩句話是荒謬的。但當新的公安、社團條例和顛覆法等出籠後，由公民抗命的人去說，倒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