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先生，人們喜歡親切地稱他「華叔」，不論男女老幼。這個稱呼始於何時，我還沒有弄清楚。其實現在「華叔」早該是「華爺」了，今年已經華誕七十有九，早過了唐代詩聖杜甫「人生七十古來稀」那條人生線。

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以後，「華叔」這個稱呼就成了歷史的定格，深深地、長久地烙印在海內外華人世界裏。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港支聯」，成立於「六四事件」的前夕，百萬港人上街遊行，有力地表示了對發生在中國北京的民主運動的支持。華叔一直是「港支聯」的主席，二十多年來，從不間斷，一直領導著港支聯全力地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呼籲、勸戒中國共產黨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營造寬鬆政治氛圍，希望中國共產黨認清歷史潮流，主動開啟政治改革，走向民主社會。 

香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從大清國的版圖上割了出去給英國，作為英國對大清戰爭的補償。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以後到1997年，香港一直是中國瞭望世界的一個視窗，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沒有收回香港的強烈意向，是英國首相馬格利特·柴契爾的迂腐判斷，在1983年的時候，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九龍新界租約到期進行續約。這個要求觸動了中國政府的顏面神經，不許續約。英國退而求其次，放棄香港主權換取對九龍新界的治權，簡言之「以主權換治權」，也就是豬肉換羊肉。鄧小平很強硬，寧願放棄香港的收回，不再租借九龍新界。柴契爾無可奈何，只留下香港實在是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一咬牙，一狠心，豪氣一把，香港也不要了。「鐵娘子」84年在北京與趙紫陽簽完約，從人民大會堂走出來，一走神，一步沒有踩穩，在臺階上摔了一下，成為中國大陸媒體經常援引、北京引以為豪的外交勝利的一個無窮的回味。香港是要回歸了，北京內心是擔心的。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可以成為顛覆北京專制制度的橋頭堡。但是中共是成熟的，也是經驗老到的，充分地有效地利用了國際的綏靖主義和相當一部分港人的自律心態，迄今為止，化解了自由香港對中共專制制度可能的衝擊。 

香港的民主自由在這種環境下受到了制約，民主自由的聲音弱小了，民主自由的陣地也縮小了。然而，華叔依然堅守香港的民主陣地居功至偉，不論如何情勢變化，只要「六四事件」不得到最終解決，則堅持初衷不改。甚至在2004年初，北京方面向華叔發出秘密上京的邀請，也被華叔婉言拒絕，充分地體現了他的棱棱風骨。 

「九七」回歸之前漏掉了多次機會去看一看英國殖民主義治下的香港，想起來去香港的時候已經是回歸七年以後的2004年的6月末，當時預計有五十萬到一百萬港人準備7月1日上街要求民主普選。基本可以這麼斷定，這是一個政治敏感的時刻。香港董建華當局一紙令下，我被擋阻登機進入香港，一直到了2005年的11月末的時候才第一次悄悄地踏上香港土地。 

通過輾轉介紹，在「港支聯」的辦公室拜會了華叔。在場有香港作家柳孚三先生陪同，談了大約一個小時。長者之尊，教誨循循，我作為晚輩受益很深。臨別了華叔在他的短篇集《化作春泥》上為我提了「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個字作為贈別。說起這八個字，我是情有獨鍾的，來自諸葛孔明的《誡子書》，此書又引我看了《前、後出師表》。諸葛孔明真是萬世師表，人若宗教信仰未明確確立，這些話能夠使人在困境和逆境中巋然屹立不倒，在順境中不至於欣喜若狂而迷失自我。我也體悟到，華叔就是以這些作為他的人生準則和座右銘的一部分，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一路走來做到了剛正不阿，貧賤不移，威武不屈。 

回澳洲看了華叔著的《化作春泥》，始知華叔原係香港教育界，育人無數桃李天下。此書原來香港明報專欄文章彙集，行文樸實無華，讀來如涓涓細流，潤物無聲。既明理，又敍事。

2008年12月初再次進入香港，又拜見了華叔。那天在場的還有”港支聯”的副主席蔡耀昌和香港民主中國陣線的陳景聖以及好友黃元璋。我不知道華叔有沒有來過南半球的澳洲，根據我的記憶，1989年成為華人世界所崇敬的「華叔」以後應該沒有來過。後經考證，華叔的確從未踏上過澳洲，但有過其他「港支聯」的重要成員來過澳洲，支援澳州地區的中國民運。

人生在世，就是要活的精彩，瀟灑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皆為造物主所賜。高祖提三尺劍取天下，非人力所及，何時欲乘風歸去，實是世間使命完畢。人的身體，健康狀況，不是人的意念可以自控的，但是人的心態是可以用心理意識進 行自我調控的。華叔雖然一輩子單身，未曾婚娶，但是桃李天下，受人敬重，此乃東隅與桑榆之別。華叔教書育人凡三十餘年；七十年代投入社運；八十年年躋身香 港立法會，成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八九年因「六四事件」憤而辭職；之後率「港支聯」堅守香港民主陣地，譽滿全球。有如此驕傲人生，夫復何求？世界很大，也有多重。唯有閱歷豐富、參悟力強者可以明瞭，可以活的精彩走的輕鬆。今年剛過的庚寅虎年春節前後，華叔一如往年，在香港年宵攤檔為市民寫揮春。 

吾嘗「三入三阻」香港紀錄，本一介平民，手無尺寸，小魚掀不起大浪，香港特區政府無需過分焦慮緊張。我與華叔僅謀面兩次，無個人私交但有公誼。華叔是香港的驕傲，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良師益友，我們的父輩長者，他為我們樹立了為人處事的榜樣楷模，因此我希望能夠赴香港再次拜會華叔，再受教益。我這裏用一個不太貼切的「風樹之悲」向港府提交「陳請表」，望港府特首曾蔭權真實地表現一回「港人治港」的實權，同時也轉呈北京中央政府，恪守「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

2010年復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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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二○○四年八月六日《明報‧世紀》

正如司徒華為我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十年的墨淚》的《序言》 說的，我倆「相識於少年，情逾手足，至今已歷時半個世紀有多了」。

今年（○四年）七月十九日電台《向華叔致敬》節目主持人來電問我，是否在少年時代已看出華叔會有日後那樣的成就。我既沒聽說過他有司馬光那類的童年故事，也不相信幼年的聰慧，暗示一生的取向和對社會的貢獻。我更相信的是，一個值得我們敬仰的人，是通過生活上的鍛煉和考驗而培養出來的。因我素以華哥稱呼他，在下文就仍用這個稱謂行文。

華哥七十年代後的社會形象，我相信港人比我熟悉多了。我只想就我和他私交上，談談他這個大眾形象的一點背影。我要提供的，也許表面上看來是些生活上的瑣事，然而亦可以從中見微知著。

五十年代時，他有一位皇仁書院比他低兩級的同學，到內地升學去。沒多久，這位同學的家就發生了兩件不幸的事：老父是啟德機場的一員技工，患上眼疾，嚴重地影響工作；這位同學的弟弟，剛考上了香港大學的免費學位，一天晚上，跟聖約翰宿舍的同學「遊車河」，失事喪生。真的是禍不單行。華哥和這位同學並不是甚麼深交，但他每逢農曆新春，總找個時間向住在啟德機場附近的這位不幸的老人家拜年去。我也認識那位同學，可我沒做到這點，他卻私下做到了。

六十年代初，華哥除了應付正常的校務外，把餘下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編寫一份兒童刊物上。我老覺得這樣有點大材小用，多次對他流露我的看法。可是他仍然任勞任怨、全心全意地幹。近年來，他的寫作，很愛引用杜甫那句「潤物細無聲」。這詩句所描寫的，他幾十年來，一直在身體力行。

六十年代末，聽說有人提議他到外國去做學術研究。在一封給他的一個弟弟的信，我說「司徒華+外國=零」。我不是否定他沒有當學者的質素和資格。我是認為，如果他淪為海外漢學界區區一分子，那就真的太可惜了。這話雖然說得有點絕，但這是基於我對他的為人、他的情感、他的志趣的了解而作出的結論。他的文化根、感情的源頭，都深深地繫在這片黃土地。離開了香港，離開了中國，就是把他連 根拔起！我說等於零，就是這個意思。幸而後來他留下來。那個「零」也終於變成一個實數，為香港的教育改革，為香港的民主力量，增添了一個「零」，進了一個數位。

最後我想回應一下，華哥日前宣布從立法會退休一事。昨天張文光兄來電說，華哥雖然從立法會退休，但他仍繼續出任「支聯會」的主席。我認為，從歷史使命角度看，作為「支聯會」主席，遠比「立法會」議員重要。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決定，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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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香港名流都像霍英東那樣庸俗，比如，司徒華老先生的傲骨所表現出的高貴人格，已經為香港的名流們做出了榜樣：不用仰視強權來乞討權利，而是以平等的尊嚴來爭取權利；拒絕被「特許」的秘密的北上朝拜，而要求堂堂正正地公開「回鄉」。在我這個大陸的晚輩看來，儘管在金錢上，司徒華無法望曾憲梓、霍英東的向背；在權勢上，他也無法象某些香港名流那樣經常受到中南海的召見，但司徒華先生在精神上卻遠比曾、霍富有，在人格上也遠比以被召見為榮耀的名流們高貴，因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嚴和港人的合法權利。 

北京對港的統戰策略，一貫玩弄公開力挺和私下安撫的兩手策略，邀請港名流秘密上京，已經成為其應對治港危機的慣例。以往，一些香港精英，大都把受邀北上視為資本，走進中南海的受寵若驚之態，回到香港後就很容易變成「口銜天欽」炫耀，與大陸精英們對權勢者的媚態並無二致。 

由於香港民意的巨大壓力，北京最近邀請香港民主派重量級人物司徒華先生秘密上京討論政改問題。獨裁寡頭們卻沒想到，司徒華非但不領情，反而婉言拒絕，並在立法會上公開了自己的拒絕。 

專制政治，必然是黑箱和強權的結合，而司徒華先生的拒絕，乃出於維護民主政治的公開性和個人的尊嚴，司徒華先生不願意受邀秘密北上，正是以公開對黑箱、以人的尊嚴對專制強權。 

民主政治不是少數人的黑箱政治，而是大眾化的公開政治，司徒華先生要求「公開商談」而不接受「秘密交易」，既是基於對 港人的尊重，也是信守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的正派作風。正如司徒華先生所言：「……我向來不喜歡做事鬼鬼祟祟，為什麼要秘密呢？公開商談，不論結果如何，至少緩和的矛盾，營造了祥和的氣氛，為最終達成共識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公開化把北京政權與港人民意之爭攤在陽光下，來考驗北京是否具有聽取港人民意的誠意；而黑箱化，即便說得再好聽，也很難擺脫幕後交易之嫌。另一方面，既可以讓人們瞭解雙方爭論的是非曲直，接受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評判，不僅是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健康發展的保證，也是對抗恐怖統治和黑箱政治及其厚黑道德的最有力方式。港人爭取民主權利，不是違法缺德的勾當，不是權利盜賊，而是光明正大的事業，是港人早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為什麼要「鬼鬼祟祟」？而獨裁政權對港人爭取民主權利的壓制，才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才需要秘密交易。 

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對人性的最大恩惠，就在於使人得以擺脫強權的強制，人性的天賦尊嚴得以確立。同時，民主事業能否成功並維繫，也賴於每個人對人性尊嚴的珍惜。特別是向一個強大的專制政權爭取民主之時，更需要以公開化的勇氣來確立民間的尊嚴，來表示對恐怖鎮壓的蔑視，來克服內在恐懼的自戕和地下心態 的陰暗。而北京政權，不僅在大陸對異見人士進行政治歧視，也將這種歧視延伸到自由港，非法剝奪某些港人的「回鄉證」，就是強權的野蠻歧視，企圖通過剝奪民 主派中堅人士的基本權利來阻嚇港人追求民主。所以，司徒華先生說：「首先，他要發給我’回鄉證’.而且，不應該光是我一個人。因為，當前香港政改問題，是 整個民主派的問題，全香港人的問題。」

司徒華先生的拒絕，不是傳統士大夫的傲骨，而是現代人的尊嚴，意在告訴慣於用強權壓人的中共政權：爭取民主的港人，不是權利乞丐，不需要用仰視強權來乞討權利，而是擁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的國民，要北上就堂堂正正地公開「回鄉」，而不是被「特許」的秘密朝拜！ 

作為對比，那些慣於以出賣尊嚴與北京做黑箱交易的香港名流，他們仿佛不是活在善待人性尊嚴的自由港，而是活在壓得人奴性十足的獨裁大陸。要不然，他們何須用獨裁北京的重視來提高身價？他們喪失尊嚴的關鍵原因就是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為既得利益而出賣尊嚴的人，誰給他利益他就賣給誰。在香港賣給董特首，北上賣給董特首的後臺——北京的獨裁者。他們一味隨著北京的「經濟決定論」起舞，不僅是把自己貶為無尊嚴的「經濟動物」，也是在侮辱港人的尊嚴。 

人的尊嚴先於國的尊嚴，沒有人的尊嚴，國的尊嚴便是空洞的魔咒。何況，當國的尊嚴變成黨權的面具之時，已經享有多年做人尊嚴的港人，沒有理由不拒絕人治強權下的愛國要脅！ 

司徒華先生對黑箱和強權的拒絕，固然使他在短期內無法「回鄉」，但他讓一向傲慢北京領教了港人尊嚴之不可辱不可買，也讓大陸民間看到了維護人的尊嚴 和政治公開性的巨大力量，正如那些堅持有尊嚴地公開回國的大陸流亡人士一樣。如果香港的精英們在與北京政權打交道時，都能像司徒華先生一樣，以港人的權利和尊嚴為重，堅守公開協商的原則，發起「有尊嚴地回鄉」的民間維權運動，那麼，不僅香港的政治前途將會更加光明，也會激發大陸民間維權的尊嚴和公開化。 

2004年2月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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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二○○八年九月九日《大紀元時報》

一九七六年認識司徒華先生，是三十二年老朋友。早幾年，司徒先生說，他自問平生沒有做過虧心事。我做過他文化事業上的拍檔、公義事業上的同志、基督教信仰中的弟兄，確實沒有見過他任何德行上的瑕疵。他的修養心得其實很簡單，便是過樸素生活，降低慾求，不貪圖財色，便容易站立於不敗之地。 

司徒先生是虔誠的基督徒，有時會去教堂證道，亦即是說，他不是法輪功修煉者。但他很堅定地支持法輪功反迫害抗爭。經常有人問，身為基督徒，何以有此立場？他說：「全世界受壓迫的人們都應該團結起來，互相支持。」 

司徒先生和我，對法輪功沒有深入了解。不過，司徒先生說，他看到的法輪功信眾，都是些正人君子。對他來說，其中代表人物，是香港的簡鴻章。他們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深刻。司徒先生說，簡鴻章本來有成功的家族事業，為了法輪功信仰，不惜犧牲奉獻，在香港這個功利庸俗的十里洋場中，精神很難得。 

談到簡鴻章的奉獻，有人提到，攻擊法輪功的人常質疑，法輪功哪來這麼多經費，可以辦這麼多事業和活動。意思是不相信經費全來自信眾奉獻。司徒先生表示，他不是法輪功信眾，沒有條件去證實或否定甚麼，但他認為，經費來源不是問題，經費怎樣用法，用在甚麼地方，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關鍵。不理經費用法，單憑想像其來源，企圖以此否定法輪功，顯然是本末倒置。 

就像專制政權，它的經費來自稅收，來自人民血汗，這樣的來源有甚麼問題？可以說毫無問題，全世界任何政府都依賴稅收運作。但專制政權用來源毫無問題的經費製造槍枝坦克，用於壓制人民合理要求、用來壓制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這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司徒先生雖然老大了，從數十年的教育工作崗位上退休、也從立法會退休了，但頭腦思路仍然很清晰，甚至比很多年輕人更清晰。相信這和他注意運動、過簡樸生活、以讀書為唯一嗜好有很大關係。他以他的方正，感召了很多民主渴望者，使中國前景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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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這塊金字招牌，果然是24K真金打造，經得起時間，甚至是生死的考驗，令人不得不折服他的腰骨。 

司徒華患上末期肺癌，建制派紛紛獻恩勤，說要說服北京讓老人家回大陸一趟，想不到華叔不但沒領情，還回他們一句：「貓哭老鼠，乘機抽水」！叫人不得不拍爛手掌。華叔在政圈打滾多年，這班人是人是鬼，他一眼看出，與其再有機會讓你們裝模作樣，他一句話把所有人的目的和 企圖心來個總結，不要拖泥帶水，也不要乘機抽水，總之「道不同，不相為謀」。 

人都是怕死的，即使醫生告訴你時日無多，但如果有人告訴你或有一線生機，我想大部份人都會試一試。據一些傳媒友好說，親建制派的人向華叔表示可以讓他回國就醫，也可以找最好的醫生給他，這樣可以控制病情；結果被司徒華噴到一X子灰，無功而還。 

比起華叔的勇敢和堅定，那些「遲來的關懷」未免氣弱辭窮，滑稽得惹笑也醜得可憐；做人處世怎能靠「抽水」? 「抽水」這回事，也要看對手，這回遇着強手，抽水抽不到反而出醜了。 

華叔在零四年立法會告別議案時說過這樣的話：「出賣背棄原則的妥協是『偽術』，做不做議員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不要辜負『人』這個莊嚴稱號……在我的社會工作中，擔任支聯會主席是我最後放棄的，這是一個十字架，有風險、有很大困難，我願意負擔到底。」 

坦白說，我不太相信從政的人， 因為政客少，政棍多；抽油水的多，做實事的少。我曾經對華叔這番話存疑過，心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到？ 這些言辭說時慷慨激昂，動聽非常; 但是說時容易做時難，很多人在關頭時刻都不會堅持原則。但很高興司徒華做到了！ 一位七十九歲老人家都有如此志氣和傲氣，我們年輕的一輩又怎能落後？

北京最近審判了譚作人等人，說他們「顛覆」國家； 一個健健康康的國家哪有這樣容易被人「顛覆」? 寫兩篇文章就「顛覆」國家了，這個國家不是太脆弱了些嗎？脆弱的國家最怕的就是像華叔，譚作人等人，不求名不求利，連死都不怕，才是最可怕！

華叔說今年的「六四」集會他一定要出席，應該的，沒有這樣的人，北政府將更氣焰；華叔放不下「六四」，其實北京也放不下，硬功軟功齊齊來，不過是要大家不再提起「六四」，原來這個心結，她比我們更甚。華叔辛苦了！以後的日子，應該交給年輕的來堅持！

原文連結： http://cheungpowah.blogspot.com/2010/02/blog-post_5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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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親熱稱呼為「華叔」的司徒華先生，今年七十九歲，二月三日晚出席參與黃雀行動被判刑而剛剛病逝的羅海星的追悼會後，就在二月五日傳出他患上第四期肺癌的消息。實際上，他在一月就已知病情而「保密」而已。

這個消息引起香港社會的震動，泛民人士的關懷自不待言，香港特區政府，甚至香港的親共人士也表示關注與慰問，連北京的中共當局也關注，當然他們不是從人道的角度，而是從政治角度，擔心對香港社會會產生甚麼影響？例如是否會刺激香港民眾的情緒而引發不可預測的社會運動。這本身就顯示司徒華在香港的影響力。其實何止香港，對中國民主運動與華人社會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七零年代的中期，香港民主運動開始萌芽，那就是壓力團體開始出現，從事社會運動反對不公不義的事情。他領導的教協，在一九七八年調查金禧中學調查貪污事件中嶄露頭角。此後，他逐步進入政壇。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士，大都具有左傾思想。但是文革造成的十年浩劫，香港人對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共產黨豢養出來的左傾人士繼續緊跟共產黨，在香港被蔑稱為「左仔」或「土共」；另外一批真正有良心的，就毅然決然與共產黨決裂，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因此，同樣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香港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司徒華式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愛的是中國的人民，愛的是人民應該當家作主的國家；反之，土共愛的是共產黨、「忽然愛國」愛的是共產黨所賦予的利益，以及「愛國商人」所愛的金錢。比較起來，司徒華雖然兩袖清風卻體現了為人的高風亮節；而那些中共的應聲蟲、政經投機分子，則充分顯露他們的投機取巧與卑微齷齪的心態。

八零年代初期，中共決定收回香港主權時，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是支持的，他們提出「民主回歸」的口號，當時趙紫陽也認同這個口號。但這實際上是共產黨的一場騙局，因為連趙紫陽也保不住自己。但也因為認同「回歸」，所以司徒華與後來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都被吸納參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然而草委中大多為親共或投機人士，因此他們的主張根本起不了作用而成為花瓶而已，加上「六四」屠殺，他們兩人遂毅然辭去草委職務，與共產黨決裂。他們兩人是香港民主同盟與後來擴大為香港民主黨的中流砥柱。他們兩人不同的西方教育與中國教育背景，也形成香港民主派的「中西合璧」絕配。而司徒華還是「六四」前夕組成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的主席，他的主要精力更是投入這項工作，尤其在「六四」屠殺後一批中國民運人士經香港流亡他國，他與他們有許多接觸，也有許多了解。而每年緊盯中國新出現的人權與民主問題，日久常新。

二十年來香港支聯會的團結與堅持，與司徒華嚴格的個人操守，以及長遠的戰略眼光是分不開的。嚴格的律己律人，保持了支聯會的道德高度而被人敬仰。當然，他的直言不諱，也導致一些爭議。在九七前，支聯會就提出「不想回憶，不敢忘記」的著名口號，不但打動人心，也長長久久的堅持下去，每年紀念「六四」的遊行與燭光晚會，已經形制度，到現在已經開花結果。

近來香港「八十後」青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有相當程度就是這樣的傳承教育的結果！也因此周南在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憤怒的指責香港是反共的「前哨陣地」；有一年，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後針對「六四」燭光晚會酸溜溜的說，香港又得了冠軍！

司徒華在七十歲後，就退出立法會議員的選舉，讓給後輩；李柱銘後來也是如此；這些都樹立了榜樣。但是他仍然參與支聯會的重要活動，也每天堅持游泳來鍛煉體力。在病情公開以後，司徒華也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社會與公眾，照樣出席他每年必定參與的年宵花會，只是不再當眾揮春，以減少疲勞。就在宣佈司徒華的病情時，他的友人也轉告大家，他一定會出席今年的「六四」晚會，顯示他的「革命樂觀主義」。

祝願華叔早日康復！ 
《爭鳴》 2010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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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不論對信仰認識深或淺，都會曉得昔日耶穌教導禱告的一句：「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

半年前宣佈患上晚期肺癌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最喜歡的金句，也是這段主禱文，身體力行了幾十年，以行動代替言說；倒是不常將這禱文的主角，掛在口邊。

從杏壇到政壇，沒有強大的信念，實幹的決心，難以走過大半世紀的風雨。半句鐘多一點的專訪，觸及華叔較少向外提及的心路，信念如何遇上信仰。從二次大戰走過五、六十年代，一份「第一代香港人」所獨有的硬橋硬馬漢子情懷，活現眼前，也為上主所顧念愛惜。

我們常聽司徒華談民主和政治，今期《時代論壇》總編輯羅民威走訪司徒華，談的是信仰和上帝。部分內容如下：

當信念遇上信仰

羅：資深教牧和信徒，會曉得華叔你信主年日不淺。可否說說自己的信主經歷？

司徒：我是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受洗，主要是因為我一位要好的朋友臨終時，叫我信教。他是第一位帶我上教會的。我接受這個意見，也信守承諾，所以受洗。

羅：之前基督教給你的印象如何？

司徒：覺得基督教跟所有宗教的相同之處，就是導人向善。每一種宗教都是一種好信仰，但信仰要跟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相符合。

我自己信基督教不是為了上天堂。我信基督教，跟我很多一貫以來的信念相符合。你問我最信是哪句聖經？我會答「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信教不是為了上天堂，而是希望在人世間出現天堂。這種信念和我信教之前是相符合的，信教也就變得很自然。信教後只是將我很多原來的信念加強了，像服務社會、愛國等等。

「這是神的安排」

羅：隨著經歷增加，像近年面對疾病的挑戰，會否令你在信仰上、在生命上有一份新的體會？

司徒：今次得病，我只覺得是對我信念的考驗。我記得在維園的記者招待會，向記者宣佈證實患了肺癌，有記者問我可有想過「何必偏偏選中我？」，意思是患了這病好像很不幸運。我很少用神的名字，但那次我說，這是神的安排：第一、祂安排我有這個病，使很多人慰問我，關心我。給我一個機會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人愛護我。第二，以前我也有過很多考驗，工作上的比較多，但未試過有生命的考驗，今次也讓我看看能否像過去面對困難一樣的安然。這次患病只是對我原來信仰上的考驗，沒甚麼特別加強我的信仰。

羅：可有牧師信徒給你一些金句或鼓勵的話？

司徒：向我表示慰問的人不單止是信徒，有很多普通人；也有一些講明會為我禱告。我今次做化療的過程，沒有負面的反應，身體還很好。我的醫生說我吉星高照，我心裡面倒想：是否因為有很多人為我祈禱？

慰問我的人，有信徒也有不是的。我相信這跟我的信仰無甚關係，而是跟我平時的為人關係密切一點。即使我是個信徒，卻沒有做過甚麼事，我相信他們也不會這樣關心我。

羅：有些基督徒經常跟人提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你似乎不是這樣──起碼在鏡頭面前，在報章專欄裡，都不是這樣。為甚麼？

司徒：（信仰是）靠你自己的行為去表現出來的。我覺得，你假如做個正直的人，能對社會有一定貢獻，別人已在欣賞你。那時再知你是個信徒，他會對你的信仰更清楚一點。反而你整天在講耶穌，但行為卑鄙，你是在破壞這個宗教。我覺得，宣揚一個道理，是要靠自己的行為和實踐，而不是靠自己一張嘴。

羅：背後似乎有一個教育理念。

司徒：我看這也不是一個教育理念，而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做人道理。我相信不一定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是這樣，所有的人都應這樣

……
訪問末了，攝錄師問華叔會怎樣介紹自己
。華叔不假思索的簡單一句：「我是中國人。」

羅：面對疾病的挑戰，你向上帝禱告，會說甚麼？

司徒：我在溫哥華時，有人問我是否天天祈禱，我說不是；我更少為自己祈禱。有時有些東西自己可以做得到的，祈甚麼禱？為何不自己努力點去做？我記得我為朋友的病禱告，為六四晚會不要下雨而禱告。

羅：上帝怎樣回答？

司徒：我不需要祂回答。事實怎樣說就怎樣。我相信祈禱不用上帝回答，祂也回答不了那麼多。我從來沒想過祂會答我。因為所有事情都是神的安排，祂安排事情怎樣，那就是祂的答覆。

羅：若由你帶領信徒為香港、為中國祈禱，你會怎樣祈禱？

司徒：我覺得你不要只是祈禱，而要做一些對建設民主中國有幫助的事情。若你祈禱，我相信上帝也會著你做多一點對中國有益的事情……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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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深受西方文明薰陶的「世界自由港」。港民的民主素質和文明程度普遍較高。百萬市民大遊行反對23條惡法而且秩序井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 而，令我百思不解的是：香港的娛樂圈、知識圈、尤其是商業圈、政治圈中人，在望風使舵、趨炎附勢、獻媚特權、搖尾乞憐方面，與內地的戲子、文丐、商儈、政客相比似乎沒啥區別。今年，這些知名人士一串又一串、一批又一批、一次又一次地北上朝聖並以此為榮，甚至民主派人士也常秘密或半公開地受邀北上，同樣一副 受寵若驚的樣子。 

或許香港不乏具有自愛自尊、獨立自由的現代人格的知名人氏，只是我平時對香港關注不夠、未聞其名罷了。近日我在流覽海外網頁時，知道了一個具有現代人格、值得驚歎敬佩的香港名人。最近，北京政府迫於香港民意的巨大壓力，邀請此人秘密北上討論政改問題。此人出乎人們意料地堅決拒絕了，並在立法會上公開了自己的拒絕──他就是民主派重量級人物司徒華先生。 

政治的民主化、文明化程度愈高，其透明度、陽光化也愈高。專制政治則相反：它反民主、反文明的本質決定了它是一種鬼鬼祟祟的黑箱政治、黑幕政治。中共執政半個多世紀了，依然無法擺脫地下黨、黑社會那一套：不論壞事好事、外交內政，都喜歡偷偷摸摸、「神秘」「秘密」；對港統戰，也是如此，每有 「危機」發生，就喜歡秘密邀請香港名流上京「秘商港是」。 

司徒華先生則以陽光對幕後、以公開對秘密、以光明正大對鬼鬼祟祟，要求北京方面公開邀請民主派人士商討政改問題。他說：「我向來不喜歡做事鬼鬼祟祟。為什麼要秘密呢？公開商談，不論結果如何，至少緩和了矛盾、營造了祥和的氣氛，為最終達成共識創造了條件。」記者問司徒華，如果北京方面公開邀請 他北上，他是否願意去呢？司徒華是這樣回答的：「首先，他要發給我『回鄉證』。而且，不應該光是我一個人。因為，當前香港政改問題，是整個民主派的問題， 是全香港人的問題。」 

司徒華這樣做，是對現代政治公開性的維護，更是對擁護他的選民、對香港負責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對自己人格尊嚴的維護。司徒華對中共秘密邀請的拒絕，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與他一慣的政治理念一脈相承的。由司徒華任主席的支聯會一向堅持「釋放民運人士、平反89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 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5大目標；司徒華多次在立法會上提出動議，敦促北京平反「64」事件；據《蘋果日報》報導，「64」後，支聯會的工作人員曾在 北京被捕，捐款被沒收，當時《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點名指支聯會是「顛覆組織」；司徒華表示，若支聯會被指「顛覆」，他們一定「顛覆」下去，「結束一黨專政無罪，建設民主中國有理。」；在反對23條惡法鬥爭中，司徒華強調，除堅決反對外，支聯會應團結香港市民，準備在未來公民抗命……，真不愧為香港民意代 表和民主派資深領袖也。 

與在小說中塑造了一批丹心鐵骨、特立獨行的大俠、素有「一代大俠」之譽、實則向中共亂拋媚眼的金庸相比，司徒華才真正無愧於傲然獨立的「俠之大者」。其所具備的崢嶸崔巍的現代人格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是金庸以及那些習慣與北京眉來眼去、幕後交易的香港名流所望塵莫及的。（2004.2.9）

原文連結： https://boxun.com/news/gb/pubvp/2004/02/2004021503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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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原載於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明報‧世紀》）

《明報》編者按：華叔的生日，不少人記得，因為很容易記。非閏年的最短一個月的最後一日，二月二十八日，就是他的生日。本文作者在文末所署寫的寫作日期，就是華叔七十七歲的生日，大有以文祝壽的寓意。這樣的祝壽，不是很有意思嗎？文中所回憶華叔待人處事的小言行，特別是身為校長的，不是也很有參考分享的價值嗎？編者也獲益良多，特將全文刊登，以饗讀者。 司徒華，人稱華叔。他以「木訥」形容自己，非常貼切。特別是在學校裡，除了校務會議和周會之外，平時他講話不多。我非常幸運，與他同校共事二十年零七個月，故此經常有機會聽到發人深省的至理名言。

原來很多人都愛聽華叔講話，但苦無機會。所以，知道我在華叔的學校工作，就時常向我打聽，譬如事情怎樣怎樣，華叔會怎樣做、怎麼說等等。很多時我講完之後，大家都會點點頭，表示贊同。謹將華叔曾說過的精句，就記憶所及，簡單記錄如下：

「樹大可遮蔭，但樹大亦招風。所以，與我同校，大家做事要小心謹慎。」

「榮辱與共，校中一位同事做了對學校影響不好的事，其他同事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大家要互相提點鼓勵。」

「校長的一個職責就是『鑊』，作為一校之長，同事若有錯失，我也有責任。」

「我做得到的事，不一定會叫大家去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更絕對不會叫大家去做！」

「編排代課優先次序好簡單，欠債還錢，告過假而又曾經由同事代過課的，先代。」

「電視廣告說：『想做就去做』，是不對的。我的宗旨是：『應做就去做』，甚麼也不怕，如果怕，我就甚麼也做不了。」

最後的一句，是華叔說話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大無畏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我銘記在心，並作為行事的原則。所以，後來做事，都能隨心所欲。華叔，謝謝你！

華叔喜歡講故事，請容許我也講一些關於華叔的小故事。

其一：我和負責午膳的工友交談，覺得校長只專注工作，一邊吃飯，一邊看文件、讀報紙，心不在焉。於是，我們決定來一個實驗：第一天，負責工友故意把校長的那碗飯盛得滿滿，並且壓得實實的。哈！校長扒呀扒呀，吃得乾乾淨淨的，當然又只是夾了一兩次菜而已！第二天，我們只給校長盛大半碗飯，而且是鬆鬆散散的，校長竟然吃完那半碗飯之後，就如常地看文件、讀報紙，沒有添飯。從此之後，我們決定每天給校長盛的那碗飯，一定要滿滿的。

其二：這一年，學校搬去新校舍。兩位同事相繼家有白事，一位年輕同事不小心在後樓梯滑倒受傷。有同事認為學校被旁邊公屋的尖角剋著，於是建議科款買燒肉、衣紙來拜一拜以擋煞，並指定要我將這提議去請示校長。校長聽完之後，淡然地說：「讀咁多書都仲信咁！」（一定要口語化才夠傳神）我不敢再逗留，馬上返回教員休息室照直回報，同事不敢再作聲。第二天，我們靜靜地吃了燒肉就算！

其三：同事分別到其他學校參加研討會歸來，交換意見，發覺許多校長都準備茶點，甚或雞粥接待參加者。說呀說呀，竟然發覺自己的校長從未有請過同事吃東西，於是提議校長請大家飲茶，當然又硬派我去向校長提議。校長說：「我賺一份人工，你們每人也賺一份人工，為甚麼我要請你們飲茶？」同事們都無話可說。

其四：有一個一年級學生想單獨跟校長談話，他馬上答應，並安排了整整一個小息時間，跟這小朋友見面，解答疑難。

其五：校務會議如果是由華叔主持，不管議程有多少項，開始或散會都必定準時，而且任何問題都會作出妥善的解決方案。負責記錄的同事能很快就交出會議紀錄，原因是華叔對討論問題有準備，重點出擊，同時，所講的話，完全可以原裝寫下來，沒有多餘字句，不必傷腦筋。在一大堆說話中尋找重點，或胡扯大半天也觸不及問題的會議，是最難記錄的。

從上述小故事，就可知道：

（一）所有同事，包括工友，都是很愛惜、很關心、很敬佩校長的。

（二）有不認同大家的意見的時候，校長只清楚表態，不多說，更沒有疾言厲色，同事自然知道如何處理。

（三）是非對錯分明，不因提出意見的人眾多而有所遷就。

（四）尊重、認真對待每一個人，無論是大人或小朋友。 華叔，我覺得您除了是「剛毅木訥」外，還是一位很有溫情的長輩。期待著拜讀您的回憶錄的同時，衷心祝願您永遠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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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明報‧世紀》

《明報》編者按：本文作者黃德文，是已移居多倫多二十多年的港人。看來，他與華叔並不十分熟悉，但卻留下點滴的深刻的印象。行文平實，更說明了，這些印象的可貴，其中蘊藏著的感情的真摰。 

聽聞司徒華先生有意寫回憶錄，同時亦鼓勵別人寫與他交往的故事。故此，我也來湊一下熱鬧，希望華叔不要見笑。 

一九七零年代初，我剛踏入社會工作，少不更事。那時社會上有一個大新聞，就是教師要爭取權益，發動一連串抗議行動，還說要罷課云云。事發至今，年代久遠，細節已模糊，只記得香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扮演和事老，並從報章上知悉教師領袖的名字叫司徒華。 

那時，我對官小教師的印象不甚佳。我也有親友及鄰居是官小教師，但覺他們欠缺教育熱誠。半天清閒工作，又有暑假放，又是鐵飯碗，又有退休金，薪津又令人羨慕，公餘不是打麻將就是幫人補習賺外快，過著算得上是人上人的生活。 

同時，官小學生的成績一般都偏低，官小教師自己的子女都不會入讀免費的官小，大多數就讀於要付費的私校。這就像自己煮的食物，自己也不欣賞，怎麼配去當大廚呢？社會上輿論不太支持教師們的抗爭，但教師方面的辯解亦頗有道理，他們的意思是：我們覺得不足，所以爭取；你們也覺不足，但不去爭取，這並不能因此就要教師們也要跟著放棄爭取。我覺得有理，故此我對該運動的立場，是中間略為偏右。即是六成支持政府，四成支持教師。 

我有一位表兄，大學畢業後，任職教師，後來從商，生意做得頗出色。他工作很忙，到處飛來飛去，我們鮮有機會碰頭見面，間中只是從阿姨及姨丈那裡知悉他的狀況。阿姨說，表兄現正於菲律賓經營海產及開礦的生意，有自己的船隊，很忙碌，近日又忙於幫助司徒華搞社會運動。我的表兄一向很有社會使命感，有改革社會的強烈願望，他願意百忙中抽空幫助司徒華，那麼司徒華一定是個得道多助之人。從另一個表兄口中知悉，華叔喜歡吃蘇眉魚。那個時期，我對華叔的了解，就只有這麼多而已。 

我還從其他渠道，得聞關於華叔的負面評價，有如下四則： 

（一）學友社是左派社團，華叔是學友社創辦人，那麼華叔又會不會是左派呢？ 

（二）聞說華叔有一兄弟在新華社任高職，那麼華叔又是否新華社的人呢？ 

（三）華叔搞教協那麼成功，組織力那麼強，是不是因為有中共撐腰呢？ 

（四）華叔吸煙，左仔多數也吸煙，所以華叔也可能是左仔。可笑嗎？ 

今天的左派，是人皆奉承的新貴，但當年的左派卻是過街老鼠。 

現在事隔多年，真相已完全浮現。 

（一）當年策劃趕走華叔脫離學友社的人，是中共的地下黨員，現在已背叛了共產黨，亦反省了當年的不是。 

（二）兄弟投共，是人各有志，非華叔所能控制。 

（三）至於教協，則連左派外圍團體也算不上，中共與他，絕對是漢賊不兩立，中共恨不得立刻將其消滅。 

（四）今天華叔已戒了煙，所以多數不會是左仔。祝他身體健康！ 

大概在一九七五年間，我參加了香港勞資關係協進會的工會領袖訓練課程。當年的同學，有些投身工運，今天已當了工會的領導人。課程其中一節，由華叔分享他的工運經驗。事隔三十多年，華叔說了甚麼，已無法一一記起。只記得他曾說，大意如下：當年教協的抗爭，輿論偏幫政府，有教師向華叔表示，只要肯花一些錢，他有渠道去收買一些報人，令輿論走向同情教協。這些建議被華叔拒絕了。 

華叔的意思是，目的要正確，手段也要端正，要贏，就要贏得堂堂正正。 

香港當年的工會，大部分是由國共左右兩派所組織的，他們對政治鬥爭的興趣，大於工人階級的利益。獨立工會苦無經費來源，故此獨立工運並不成氣候。教協之所以成功，相信離不開華叔的生財有道。教協在其會址開設了合作社，以批發價買入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品及食品，再以比市價略為廉宜的價錢售賣給全港幾萬名教師會員，將賺取得的金錢再投資於物業，使教協的財政充裕，能夠屹立不倒，堅持獨立自主。 

曾經與華叔合作開書局的蘇賡哲教授曾對我說，華叔如果投身於商界，他必能成為巨富，可見華叔的理財能力。 

一九七八年，爆發了金禧事件。我自幼就讀於教會學校，目睹過學校內不少貪腐的現象。我在校內也曾發動抗爭，但因勢孤力弱，無法戰勝當時的惡勢力。故此當金禧事件一旦見報，我便認定師生是正義的一方。於是我便主動加入金禧師生的陣營，希望能盡一點綿力。當年香港的社會風氣相當保守，市民大眾及輿論，都覺得師生向辦學當局抗爭，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難以認同。華叔一士諤諤，不理輿論的污衊，堅定地站在師生正義的一方，頑強地艱苦抗爭。他有勇有謀，組織力可媲美軍事行動，有板有眼，有攻有守，戰略戰術並重，最後贏得罕有的勝利。 

我要說一說一個小節，支持貪腐一方其中的一位教職員，曾是我中學的語文老師。過往她待我不錯，那時我與她唱對台戲，心裡總有些不是味兒。但她也曾說過康有為與梁啟超的關係，故此我選擇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堅持了我該堅持的。 

我向金文泰中學的退休教師，亦是市政局民選議員錢世年先生，說明了金禧事件的前因後果，希望他能表態支持金禧師生。他猶豫了一會，最後表示對華叔的信任，答允我前往主教府門前，慰問在那裡靜坐抗議的師生。原來華叔有一胞妹，曾是錢世年的學生。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參與了《忌廉溝鮮奶》電影的製作，任職該片的統籌，兼任資料蒐集。那是一套社會倫理寫實電影，我將社會上相關的資訊蒐集整理，再交給編劇陳方女士，將不同的故事串連潤飾，寫成一個感人的劇本。該片有部分內容，諷刺當時的教育制度。劇本初稿寫好後，單慧珠導演不想閉門造車，故此走訪華叔，徵求他的意見。華叔很忙碌，每天放學後，便到教協那裡去打躉，教協就是他的第二家庭。他對教協的無私奉獻，造就了教協今天強大的基業。 

我陪同單導演，聽取了華叔對劇本的意見。該片拍攝時，我們還向華叔商借了他當校長的小學做拍攝場地，又商借他幾百名學生做臨時演員，使影片能夠順利完成。 

當年的電影工作者，都有一個經驗，就是商借學校做拍攝場地，是很困難的。因為教育界的傳統比較保守，害怕拍出來的電影會損害校譽，故此如非有特殊的關係，都不願意借出。我當製片時，曾經向自己的母校商借，一樣被拒。華叔沒有要求審查劇本，也沒有過問我們將會怎樣拍，完全是出於對朋友的信任。這亦可以看出，華叔真誠辦學，對自己有信心，所以毋懼於電影故事內容對學校及自身的譭或譽。這就是「橫眉冷看千夫指」的精神境界。 

我到該校幫助該片的拍攝，在工作期間，接觸到那裡的老師，發覺他們都有崇高的教育熱誠，與一般的教師匠，有明顯的分別。相信這都是華叔物以類聚的感召力。 

在該校，我還知悉華叔真的是做到有教無類。當時有些少年罪犯，被趕出校後，無書可讀，感化官就會向華叔求助，要求華叔收讀這些問題兒童。華叔總是來者不拒，人棄我取。將這些邊緣少年，導回正軌，那些名校的校長做得到嗎？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發後，華叔風塵僕僕地到北美各地籌款，宣揚民運，每次在多倫多的集會，我都有出席。目睹華叔的辛勤，我就心生慚愧，很怕與他比較。因為一比較，我就自卑，顯得極之渺小。他是這個時代的人物。 

臨近九七，他代表民主黨來多倫多籌款。晚宴完畢後，我接他去消夜，因為晚宴時，他忙這忙那，根本沒有機會進食。我們幾位朋友在席間暢談，他當時就曾預言董建華會是一位昏君。歷史已證明了這個準確的預言。 

華叔很有幽默感，他說他在立法局任內，但凡監獄裡要求撥款，他都盡力支持，希望香港的監獄建設得美輪美奐，以備九七之後，他可能就是監獄裡的座上客。看來這個黑色的幽默，仍有機會一語成讖。須知當年參與建設北京秦城監獄的官員，在文革時，有些便做了秦城監獄中人。 

這裡的金石書法名家駱曉山老師，與華叔是老友記。幾年前，駱老師替華叔刻了幾枚閒章供他玩賞，託我速遞給華叔。因此之故，駱老師也刻了一枚送贈給我。我如獲至寶，將其鎖入夾萬。這印章其實是華叔帶挈我擁有的。 

我向華叔求了兩幅墨寶。第一幅，我請他主意，寫一些鼓勵性的字句。他寫了「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句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重壓。回顧今天社會上多少菁英才子，未到歲寒已自凋，要求我這個小人物堅持耐寒不凋，實在是教我誠惶誠恐。 

第二幅字是我要求華叔寫的：「苟余幸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我靠此語來做阿式的自我安慰。 

我曾詢問蘇賡哲教授，他憑甚麼理由，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庇護。他說華叔快要寫回憶錄，相信會爆料，到時當會揭盅。我不急於知悉蘇教授的私隱，但我想華叔的回憶錄，會是我等後輩做人很好的借鏡。我盼望此回憶錄能早日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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