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火紅年代二三事」的司徒華　（馮以浤（摯友））

華哥和我相識於1952-53年的冬天。

1969年的年宵，晚飯後，我們到維園逛了一會兒花市，買了幾株銀杏，便回到港大明原堂我那尚待佈置的新居秉燭夜談，縱論上下古今、國家社會。言談間，他流露著對祖國和香港強烈的熱忱和期望。

1971年11月，他和多位政論家應邀出席明原堂的「宿舍晚餐」和飯後的座談會，議題是：《中國將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嗎？》華哥當時的知名度不高，但他語驚四座，其精闢的分析令人折服。當晚可說盛況空前，吸引了超過一百五十位宿生（約佔總數的四分三）前來聽講，原定十時結束的座談會延至午夜才散。

從華哥的言論和對學生的態度看，他對教育的熱誠和識見是毋庸置疑的。七十年代初期，他成功領導教師向政府爭取合理的薪酬待遇，事後又巧妙地使新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迅即成為本港最強而有力的工會和教育重鎮。教協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比較少為人知的是，他還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幾位朋友（ArthurHinton、李百強、朱溥生和我）創辦了《新教育》月刊。可惜這份對香港教育貢獻良多的刊物只生存了僅僅超過一年便停了。其中四人隨後在《華僑日報》寫教育專欄「四聲道」。金禧事件之後，「四聲道」停聲，跟著催生了《信報》的「教育眼」。這一切，其中都有華哥。

我的心目中的兄長　（歐陽榮生（摯友））

認識華哥始於四十年代末期，迄今已超越一個甲子，由於在家中我沒有兄弟，家父又在海外謀生，所以華哥在我的心目中是我的兄長，我們經常見面，見面時也無所不談，在他彌敦道和文英樓的住所留下無數難忘和美好的回憶。

自從我在1996年移居外國後，與華哥見面的機會少了，但仍然保持聯絡，而且通過媒體的報導，知道他已全身投入香港的社運、民運和政治活動中，每次他來美洲公幹或者我們回港，都會相約見面，無論怎樣忙碌他都會抽空和我見面，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2009年的10月，和以住一樣，見面我總會問及他的健康情況，也和以住一樣總是同一的答案：血壓、血脂、血糖全部都正常，當時看到他的氣色，精神飽滿，全無病徵，內子還說自從他植牙之後，看來比以前年青了，想不到回來後不到兩個月，就從友人口中得知他患上末期肺癌的噩耗，當時感到突然和悲傷，隨而來的是腦海出現無數個為甚麼，為甚麼事前一點病徵都沒有而到了末期才發現？我當時還存有一絲幻想，認為華哥是一個鬥士，他一定可以戰勝病魔，創出奇蹟，不過我也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除了只能在海外為他祈禱之外，還能為他做甚麼呢？

雖然不願相信，華哥終於走了，他的「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願望未能實現，他在生前曾說過：「活一天就奮鬥一天，抱理想信念直至瞑目，自有後來人，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雖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看到理想的實現，不過有無數的「後來人」會繼續努力去完成他的遺願。

華哥生前最敬仰的孫中山先生，曾為宋教仁先生喪禮所作一副的輓聯，兩者的情況雖不盡同，亦頗為近似，現謹借此以敬華哥：

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

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