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傻瓜」通了電話
那位因救人而被譏笑為「傻瓜」的同學，從多倫多的來信，附有電話號碼。收讀後的翌日早上，算一算時差，該是那邊的晚上，相信他大多會在家裏，便撥了長途電話去。我們很愉快地，談了約半個鐘頭。
他說：一讀到那篇《更衣室裏的對話》，便立即告訴太太，這個「傻瓜」就是自己。看來，他以做過這件「傻」事為榮。他還說：這事不但他記得，幾乎所有的舊同學都記得，見面時，總以此去「瘀」他，但他不以為忤。
他和我都記得，我只在五年級教過他，並曾到他家裏去做過家訪；升了六年級，我便再沒有上他的課了。他還記得全首校歌，我幾乎忍不住要和他同唱一遍。我想到，為甚麼現在的學校，大多都沒有校歌呢？其實，校歌也是學校生活的教育的重要一環。
那事給他那麼深的印象，但卻已忘了批評他是「傻瓜」的班長是誰了。我說出了姓名，他才立即想起，並說早幾年返港，彼此也曾見過面，知道其任職機構，卻不知他現在更高升了。
我對他說，我還記得他另一件哄動全校的事。他住在油麻地上海街一幢唐樓的二樓，坐在騎樓的欄河上溫習功課，一不小心，滾了下來，跌進街上。他立即說：幸好沒有巴士經過，否則便被輾斃；從二樓跌了下來，竟然只受了輕傷，真是異數。
他告訴我：大兒在大學，快畢業了；二女也快要入大學。他曾多次帶一兒兩女回港和返中國，希望他們對自己的根有所認識。他在家，一定要他們說中文而不准說英文。
我告訴他，當年的老師，大多已去世。其中的一位，退休後還到幼稚園去協助校務，下班時給小巴撞死了；另一位沒有結婚的女教師，幾年前患了老人癡呆症，我也不知道其近況。我們都為此而唏噓。
我多次到多倫多，彼此都未有見面，他再三為此而道歉。他問我甚麼時候會再去，這次一定要來接機。
有一句話，本來想對他說，但卻沒有說出來。現在，希望他能讀到：繼續保持少年時候已有的，見義勇為而奮不顧身的精神，並以此教育兒女們！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三言堂》選輯之一：回眸時看（2000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