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民主派的策略與前景
訪問：《開放》總編輯金鐘
日期：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問：七一大遊行以後，董建華政府連續作出修改二十三條、押後立法、二高官下台的讓步，是否可以說，民主派和市民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運動告一段落？
七月抗爭只是一個小小的勝利
司徒華：我看沒有告一段落。七一遊行兩個主要訴求：「反對二十三條」、「還政於民」，都未完成。二十三條，董建華始終不同意出「白紙方案」（按：即徵詢民意稿，比較詳細，藍紙方案則是已進入立法程序的文本），承諾的第二輪諮詢，各界還有很多意見，政府會否接納？都是問題。雖說「沒時間表」，恐怕也不容許長期拖下去。還政於民，董建華沒有回應，他的助手說零四年開始諮詢，零六年制訂法律，過程很慢，最後是否有變數？結果如何？很難說。是否勝利？我只可以說，人民顯示了力量，押後立法是一個小小的勝利，避免了七月九日強行立法可能出現的不愉快事件。
問：董建華的一再讓步是否得到北京的批准？
司徒華：我不知道。葉劉淑儀的辭職雖六月下旬已提出，但廿三條押後時她未公開表示要辭職，梁錦松辭職則與廉署的報告有關，如果被起訴，便要撤職，衛生局長楊永強只是不做調查委員會的主席，與市民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要求差得遠，所以，不是讓步，只是給市民消消氣。
問：民主派對廿三條的最終訴求是完全撤銷，還是變成「無牙老虎」？
司徒華：民主派也有不同聲音，民主黨的主張是等二○○七年普選後，才制訂二十三條。因為那時有一個比較民主的立法會與特首，我們相信制訂二十三條就沒有問題。也有人主張諮詢修改，但沒有人主張完全不需要二十三條。基本法有禁止顛覆，但顛覆的定義是甚麼？便很有爭議。
問：七一大遊行以來的抗爭活動，秩序井然，政府都不否認。是否民主派組織領導的結果？
司徒華：不，沒有一個組織有這樣大的動員力量。參加者都是自發自願的。調查顯示，中產階級佔大多數，大專或以上程度者佔百分之五十六，專業人士、年輕人比較多。這些人有獨立的主見，不會輕易被煽動。如果說有人煽動，那就是董建華，是他的施政令市民湧上街頭。如果說民主派有作用，就是提出了正確策略，即反對二十三條、還政於民兩口號，市民有其他口號也可「各自表述」，如要董下台等。
問：遊行集會和維園六四晚會不同，沒有一條針對北京和共產黨的口號，是否民主黨的佈置？
胡溫新領導一定感到震驚
司徒華：不是一個黨的意見，而是香港人的理智所致，大家知道應該怎麼做。市民的激憤是由於董建華的施政而來，和中國沒甚麼關係。紀念六四有「結束一黨專政」口號，香港人明白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訴求。民調顯示，香港人對中央的信心越來越大，對香港信心越來越小，也反映在遊行中。
問：西方傳媒說香港人的訴求是一次成功的天安門民運，如果和一九八九年北京學潮作一對比，您怎麼看？
司徒華：八九天安門學運是突發的，面對的政府不同，人民的質素也不同。當時廣場上的人估計不到中共會那麼殘忍。香港的運動不是突然爆發的，是一路發展過來的。香港民主運動從七十年代以來已有壓力團體出現，八十年代爭取直選，到八九支援中國民運，有跡可尋，有一批較成熟的領導人。如果從中英談判爭取直選算起，已有二十年了。這是與北京學潮不同的。
問：有人說要「見好就收」，吸取六四教訓。
司徒華：朱耀明牧師回答得最好，他說，我們見到了甚麼「好」處？我們爭取的目標，路還很長，沒有甚麼收不收的問題。有明確的目標，就要堅持不懈。
問：田北俊辭職避免了七九立法的大對抗，是他的政治智慧還是北京的授意？
司徒華：田北俊的選擇有個人的兩個因素，一是自由黨下的功能組別有壓力，如周梁淑儀的零售業、楊孝華的旅遊業等考慮下屆選票；二是工商界怕七九出事，進一步打擊經濟。他上北京前已主張押後了，但他北京回來，董建華還不押後，他只有退出行政會議。董建華不夠票數，才被迫宣佈押後。
問：你們怎麼看北京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和左派的控制？
司徒華：目前看不到胡錦濤、溫家寶對這次香港的事有何關聯，他們的冷靜沉默，我認為是明智的態度。中聯辦、民建聯估計七一遊行不過三、四萬人，但一下子超過五十萬，中央一定感到震驚，情報如此不準，促使他們重新估計香港。胡溫過去沒有摸過香港問題，都是江澤民管。估計他們首先會整頓香港的情報（調查研究）工作，有了正確的資訊，他們才可能調整政策。
問：很多人認為香港親中的左派勢力在香港事務上的作用，比北京左派還壞，您認為是這樣的嗎？
司徒華：現在是如此。因為北京領導人考慮問題，還會從國家或黨的利益出發，香港那班人則只考慮他們的私利和小集團利益。中央還要注意國際關係，要謹守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留意香港的國際影響。
問：為甚麼那班港共今天還是一副文革思維和嘴臉，令人可憎？
司徒華：他們可能比文革時的態度更壞，因為文革時，他們在香港不當權，今天以為是他們的天下了，便更大膽妄為。
繼續爭取普通特首與立法會
問：下一步「反董」會不會是一個既定目標？
司徒華：七一以來，叫董下台者很多，但運動主辦者並未以此為目標。董的民憤確實很大，但我認為，建立一個民主制度比董下台更重要。如果制度不好，好人都會變壞。一個好制度下，壞人也不能做壞事。香港制度不民主，董下台還有張建華、李建華上台。
問：還政於民的具體目標是甚麼？
司徒華：第一，特首普選產生；第二，立法會全部六十席都由直選產生。
問：行政會議（相當內閣）改組，民主黨的態度如何？
司徒華：如果有人邀請民主黨入行政會議，我會堅決反對。因為行政會議「集體負責」，民主黨是極少數，一定要服從他們的大多數，執行他們操縱的決定，而他們並不代表民意，這和民主國家的聯合內閣有本質的不同。我們不能做這樣一個不民主政府的附庸。
問：董建華的問責制有無取消的可能？
司徒華：問責制不倫不類，只不過反映董建華不相信英國人留下的官僚，要挑一批自己的人去代替而已。官員只向董建華負責，而董建華又不必向市民負責，這樣的問責制只加強了董建華一人的權力，但我們不會提出取消。
問：要求一人一票選特首，阻力大不大？
司徒華：不小。立法會要三分之二通過，即四十席，又要行政長官同意，最後人大常委會批准，這是基本法規定了的。現在最主要的目標是明年立法會選舉，我們能得到多數席位，三十一席就夠了。這樣就可以否決他們的財政預算，否決特首施政報告，他們就不能為所欲為了。但要達到三十席以上，還很難。現在直選採用比例代表制，功能組方面，如中華總商會、香港商會等，選民少，都被他們控制，所以選戰會好辛苦。
問：民建聯這個左派政黨這次受到很大衝擊，已有分化跡象，明年選舉是否很不利？
司徒華：不要太樂觀。共產黨有很嚴密的組織，財力也大，可以用很多手段拉票，決不能低估他們這種實力。
民主派當權有利於經濟發展
問：有人說，下屆特首如果由民主派比如李柱銘來做，成天和北京對抗，社會大亂，外資一定會走光，您怎麼看？
司徒華：選舉是人民的選擇，我相信不是誰做特首，外資就走，而是有民主制度投資者會更加對香港放心。因為外資最關心的是香港的司法是否獨立，如果沒有民主制度保護法制，就會出現人治，朝令夕改。同時，民主制度下，不會出現壟斷性的財團，競爭空間會擴大，投資者機會更多。如果說要社會沒有一點對抗，那投資環境最好就是北京上海，完全沒對抗，不同聲音都沒有。
問：香港經濟不好，都怪董建華無能，那麼民主派上台是否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司徒華：困難一定會有，有外部條件的因素，但內部條件會得到改善。現在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共產黨也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現在香港政治與經濟是互相矛盾的，經濟自由，政治上卻封閉。因此，香港政治的民主化一定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
問：七一以來，香港的政治危機是不是表現了一國兩制的內在危機？
司徒華：不是。七一大遊行以來的事，很難說是危機，沒有危險。只可以說是對香港政治權力的一次大衝擊，使很多人接受一次民主的洗禮，開始反思許多問題。為甚麼在一國兩制下會發生這樣的矛盾呢？因為一方面中央沒有干預，沒有壓制香港人的要求與上街遊行，另方面有人不遵守一國兩制原則，強制推行二十三條，破壞香港法制，激起市民的憤怒。因此，這次抗爭，是捍衛一國兩制而不是反對一國兩制。
香港民主對中國大陸影響不大。
問：香港這次民主浪潮，西方傳媒評價很高，認為將影響中國，您怎樣看香港民主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影響？
司徒華：我覺得這種影響並不大。我們對此是很小心的。中國十三億人，是香港人口的二百倍，中國民主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香港人只是為自己的自由而奮鬥，沒有人想到為中國人去爭自由。到底香港人爭民主對中國有無影響？我不知道，因為消息都被封鎖，大陸人對香港究竟知道多少？毛澤東講內因是主要的，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香港對中國只是一個外因，最終還是要中國內部因素起作用，民主才能有進步。
問：有人說，香港特區始終在北京控制之下，北京不民主，香港也好不到哪去，是嗎？
司徒華：董建華常說「中國好，香港好」，我們都希望中國進步。中共權力換班後，我們希望胡錦濤、溫家寶開明一些，很多人都對他們有所期望。對香港七月以來的運動，不要太樂觀，要看到前路漫漫，要走的路還很長。
未來的政治生涯如何規劃？
問：華叔已七十二歲了，您從體制外到議會為香港民主奮鬥了很多年，今後的政治生涯，如何規劃？
司徒華：很簡單，活一天就要做一天事，做對香港人有益的事，包括一些社會工作。我很不願別人叫我「政客」。我說過「立足其外，進入其內」、「內外呼應，內外互動」，這是我們的策略。不是因為進入議會，就成天開會議政，而是隨時要和市民息息相通，在立法會才能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心聲。
問：您除了議員外還從事其他工作嗎？
司徒華：有。我是支聯會主席，教協會監事會主席，還有葛師校友會主席，管轄三間學校，育團體聯合秘書處主席。《明報》專欄三天寫一篇。人都有生老病死的，這是辯證法，人老了，是不能不承認的，我的工作也只能是量力而有所為。
問：您和北京關係如何？最近上面來人不少，有找過您嗎？未來和中共的互動如何？
司徒華：和北京沒有關係。他們也沒有人找過我。我從事社會活動已經五十年，教協成立也三十年了。我的人生宗旨是，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不能遇到困難就放棄。你們做雜誌是關注整個中國，我們在香港做的一切根本上只是為香港。因為香港太小，中國太大，香港的經驗，很難說對中國有多大意義，因為兩邊的情況差別太大，我們也實在對他們了解有限，包括海外民運。即使支聯會，也是站在香港立場看中國，大陸有民運，我們才支持，而不是我們去發動。當然，香港回歸中國，已是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民主，也就是中國民主的一部份。
（原載於○三年八月份《開放》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