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聽琴心 遊順釗
周年的反思
今年是我為紀念「六四」而執筆的第十三個年頭。隨歲月的流逝，「堅持」也慢慢地被視為「執」。質疑來自多方面，包括在一段時期關注「六四」事件的朋友。他們的話說得很婉轉。這期間，我也讀到一些令我深思的文章，而感我最深的，是與畢加索齊名的大提琴家保敖‧卡薩爾斯為民主而奮鬥的動人一生。
西班牙式的祈望
「六四」後，我頗留意西班牙政局的變化。九十年代初，我寫了《西班牙式的祈望》，希望中國也能像西班牙一樣，能早日和平過渡到一個較民主的國度去。西班牙能在一代的時間實現政改，並不是偶然的。唐‧詰訶德的創造者，塞萬提斯的故鄉，不乏忠誠地維護共和政體的正直人士。畢加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自西班牙共和國遭踐踏那天起，他就再沒重踏國土。大提琴家保敖‧卡薩爾斯，也告別家鄉，逝世後六年，才歸葬故土。他們倆對民主、自由的敵人的不妥協的態度，恰如屈原流放江南時寫的「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茞幽而獨芳」。這種表現，雖然不是一般人能隨便做得到，卻不能不教我們對他們這些事跡無動於衷。
《鬥牛》與《鳳凰》
八九年初秋，在巴黎《畢加索展覽館》看到《鬥牛的頭》。我聯想到天安門廣場上一輛自行車的殘骸，我寫了《鳳凰》：「……西天有個賽華佗，中文叫作畢加索。當年歐洲有輛自行車，無情的炮火，把它打剩個車把和車座。破爛的零件到他手，左一扭，右一扣，馬上變成一頭，勇猛的、善鬥的公牛」。這片段後收入九九年的《墨淚》。
今春該館舉辦了《畢加索與鬥牛畫展》。因正好是《鬥牛的頭》創作六十周年，我就寫了《傲諤與隨想》這首短詩誌念：「在那危險的一刻，展開他的壁畫戈尼卡，掩護那被鬥的公牛。任管謔笑是個唐‧詰訶（德），忠於信念，執的他，就敢挑戰佛郎哥！」現配上孔修兄的素描，兼作今年的六月卡片。
樂壇祭酒，道義典範
保敖‧卡薩爾斯（Pau Casals 1876 -1973）是「大提琴史冊上最偉大的名字」（當代俄國大提琴家羅斯魯泊維奇九六年語）。卡氏和畢加索分別在視、聽兩條藝術戰線上，抵制佛郎哥政權。他抵制得很徹底，真的作到「具體而微」，感人處較畢加索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世紀初，他每年都去俄國演奏，與當地很多音樂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其中一位是聖彼得堡管弦樂隊的指揮。他這位同業，在十月革命後的悲慘遭遇使他震驚。他就不再到俄國演奏去，以示對那強權的不滿。他在德國是極受歡迎的，自三三年希特拉執政後，他也拒訪他熱愛的巴哈的故鄉。
隻身流亡，義無反顧
三八年是西班牙內戰最危險的時刻。卡薩爾斯在巴塞隆納演出後，得立即逃亡法國，避居距故鄉咫尺之遙的悲雁離山小城帕哈德（Prades）。大戰後，又因盟國支持佛郎哥政權，他就乾脆連音樂也「流放」，拒絕在歐美等地作公開演奏。一言九鼎，直到七三年逝世，他格守這諾言，例如四九年，他謝絕美國的重金聘請。自後三十多年間，例外的演奏，屈指可數。五零年，出於對巴哈的敬仰，他同意在帕哈德參加巴哈逝世二百周年國際音樂會（現在以卡氏命名的音樂節仍每年七、八月間在帕哈德繼續舉辦）；五三年，為貧困兒童籌款，他答應在瑞士洛桑電台演奏五分鐘。最引人注目的是六零年在墨西哥演奏他譜寫的《馬槽》（E1 Pessebre）。原詞是與他一起流亡的詩人阿臘威達拉（Joan Alavedra）於西班牙內戰後，據《聖經》故事寫成的。這首聖樂，歌頌和平與博愛。但這次演奏不能算作例外，因為墨西哥一直沒承認佛郎哥政權。
於無聲處聽保敖
卡氏絕不以政治人物自居，僅以音樂家的身份支持正義，然而要逮捕、謀害他的大有人在。有一次，德佔領軍找上門來，要他到柏林去為希特拉演奏。他推說患上了關節炎，連消帶打地把德軍叫他當場演奏的要求也推掉了。說他劍膽琴心，一點也不誇張。他隨機應變，跟日治時代，梅蘭芳留鬍子，程硯秋扛起鋤頭去種地，拒絕登台，有異曲同工之妙。多位美國友人為他的安全，勸他移居美國。他婉拒了。他認為在苦難時刻，應與同胞們共患難。
流亡法國的頭兩年，他寫了幾千封信和名信片給難民營的同胞，安慰他們，鼓勵他們。為難胞籌款，他向國際友人求援，並親自到難民營分發救濟品。戰後他還到過博都難民營。那時候，上文引述的那首小詩《傲諤與隨想》的法譯者，跟她父母也在那個營。事隔半個多世紀，她還記得當時一些情景。
在他拒絕為演奏而演奏的無聲歲月，我們清晰地聽到他的良知心聲。可謂大音希聲，驚雷無形。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狂潮，他盡其所能，獨當一面。我們今天面對的只是個末流政制的一個民主改革，又怎能沒點表示呢？
愛因斯坦等的評價
卡氏雖以音樂聞於世，然亦以敏銳的、全面介入的人道主義者，留名於後。關於第二點，在他生前，已有不少國際知名人士給予高度評價。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稱許他是「甚麼也不能腐蝕的正直人格的典範」。小提琴家梅紐因，讚美他有「一種非暴力的堅毅品德，像草木那樣頑固地抵抗大自然的暴戾，向這充滿小人物和弱小心靈的世界，顯示一個樸質、高尚、正直的人格，和如何重建我們對人性的信心」。評語中，以愛因斯坦的最為深刻、有見地和富啟發性。他說「卡氏很有遠見地看到，世界為那些容忍和鼓勵作壞的人而冒的險，比為那些作壞的人所冒的更大」。這位科學泰斗，給卡氏對醜惡勢力的洞察點了睛。
但開風氣不為師
卡氏知道，若他有任何一點妥協的跡象，一定會被歪曲、渲染、誇大，以分化民主力量。所以他總警戒自己，不要被人家利用在道義上作保。他認為「一個人的才華越高，他對自己的一切行為所負的責任就越大」。細觀他的言行，他是律己嚴，待人寬的。他從沒因同業到他拒絕演奏的地方演奏而批評或指責過他們。例如著名音樂指揮家（Wilhclm Furtwaengler）戰後向他解釋，為何留在德國繼續演奏。卡氏認為無須解釋，並說「我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譴責任何人。我的原則是，各人按自己良心去做」。我覺得用龔自珍「但聞風氣不為師」那詩句，來形容他的道義境界是蠻恰當的。
民主不存，自由焉附！
卡氏曾說過：「今天我們看到令人驚異的科學成就……但人們很可悲地忘了最基本的東西……現代社會失去了敏感……（那是）如果不公正的事情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所有的人都去追問究竟」。他這句話，在科技空前發達的今天，甚能洗拭耳目，喚醒我們對當前一些大國欺凌別的民族的關注。我也很想借他這句話，來回答朋友們對堅持討論和紀念「六四」的質疑。他們目睹近年國內的一些建設成就和物質生活上的改善，因而認為「六四」已成過去。可是我們別忘了當年「六四」的基本要求，是更多的民主、更大的自由。擱置「六四」就叫我們失去卡氏所說的那種「敏感」，將無從糾正時弊。
行文時，又偶然讀到《傅雷家書》。在六二年的一封信，他寫道：「我執真理，卻又時時抱懷疑態度，覺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使我們停滯」。我曾這樣自問：本文的立場，是否跟這位有骨氣的譯作家的態度有抵觸呢？我終以為本文所指的執對象，在層次上和他信的並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他所執的是泛指的、概念性的真理，那無礙於他採取懷疑的態度，而「六四」是一個特指的、具體的歷史事件。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公開這事件的真相，作出公正的處理，肯定它的歷史意義。「六四」也絕不能規限為「眼前的」，相反地，它的時間跨度超越我們這一代。遺忘這個歷史事件的教訓，或在平反事件的要求上動搖，才真的使民主步伐停滯不前。傅雷夫婦的悲慘結局，發生在他這封家書寫後四年。那正是政治真相遭掩飾，法制不受民意和輿論監督的惡果。民主不存，自由焉附！
二○○二年四月寫於巴黎驚弓坡
（原載於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