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

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

　　　　︱︱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

各位弟兄姊妹：

以阿拔‧尚加命名的學院，邀請我作為第一次講座的講者，我除了感到榮幸外，還對自己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他可以說是我精神上的導師。在中國傳統，教師是被視為清高的，要遠離政治，不計較權益，更不宜像勞工去組織工會。阿拔‧尚加先生領導的美國教師會，啟發了我在七三年打破傳統，領導香港教師，舉行兩次「罷工」取得勝利，組成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最強大的工會。我學會了把專業和權益結合組成工會，再以工會的團結力量，去促進社會的民主；民主的發展又反過來，使專業和權益有更大的保障。

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中，民主最為重要。因為只有民主的政制，才能促進和保障自由、人權和法治。否則，即使已有的，只不過是統治者的恩賜，是隨時可以被削減和剝奪的。

獨立工會，是保障和促進民主的最主要力量。因為獨立工會是有組織的力量；是意志和權益一致而團結的組織；是會員的代表而會員又是廣大市民的一份子，其權益符合社會整體的權益。但「獨立」很重要，「獨立」就是擺脫政府的控制和影響，否則，只會是當權者的工具，「小罵大幫忙」，成為民主發展的障礙，叛賣會員和社會的權益。所以，在極權國家中，不容許組織獨立工會，所有的工會都是御用的被嚴密控制的。所以，支持這些國家中的民主發展，必須關注其獨立工會運動。

在中國沒有獨立工會，教師和其他行業都沒有獨立工會。中國共產黨靠工運起家，深知其重要性，所以奪取政權之後，加以最嚴密的控制，對企圖組織獨立工會的人，施以最嚴厲的打擊。

在香港組織獨立工會和發展獨立工運，有很多困難。一、雖然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但只要有七個人，便可以在同一行業或產業中，組織另一個工會，因而很容易受到分化而不能團結。二、雖然有禁止歧視工會的法例，但自有法例以來的幾十年中，未執行過一次，僱主很容易利用各種藉口打擊工會和工會領袖。三、沒有規定僱員必須參加已成立的工會，或可同時參加多個工會，因而人數不多，缺乏資源，生存困難。四、沒有集體談判權，僱主不承認工會，工會沒有法定的途徑與僱主談判會員的權益，發動工業行動並非輕易。五、香港從有工運開始，工會就受到共產黨或國民黨的控制，這兩個執政黨有充足的資源來扶植這些工會，獨立工會難與其競爭。六、由於一直以來，工會是政黨的工具，再加上工會未能爭取和保障其會員權益，一般僱員都缺乏工會意識，參加工會的人數不多，工會只能收取很低的會費。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工運的根基很深，影響力很大。在建黨的翌年（二二年），即派人來港領導海員大罷工，建立地下的黨組織。海員工會的主席蘇兆徵，後來成為中共中央委員和派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隊長鄧發，後來成為中共要員和特務頭子。這兩次工潮都曾癱瘓了香港。四九年建國後，有一個強大的政權作為後盾，親共工會發展得更迅速。九七年回歸後，香港可以說是在中共的間接統治下，親共工會得到更有力的扶植，發展更快。

香港的獨立工運，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才出現。那歷史契機是：一、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亂，無暇顧及香港；所有親共工會都參加了六七年的暴動，除本身受到嚴重打擊，幹部離心外，也被廣大市民唾棄。二、國民黨臺灣政府，被逐出聯合國，退守孤島，無心勳支持島外組織；這種情況在民進黨執政後，更為明顯。三、九七問題已經浮現，港人關心自己的前途，對香港的歸屬感加強了，本土意識加強了，開始醒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和維護權益。上述的因素，提供了獨立工運產生和發展的空間。

七一年，香港政府準備推行六年免費教育而又不願意增加經費，決定削減教師薪酬。進行兩年談判，毫無結果。七三年，我領導教師計劃舉行四天罷課：第一天四月四日（中國的兒童節）；第二天四月十三日（黑色星期五）；第三、四天五月四日（一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紀念日）和五日。只進行了第一、二天，政府終於讓步，雙方達成協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是在這次抗爭的勝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經過二十九年的努力，教協會持續發展壯大。繳費會員，從成立時八千九百人增加至今的八萬人，包括從幼稚園到大學與行政人員的教育工作者。受薪職員從零到現在的一百五十多人。會所從借用其他團體的地方，到現在擁有港九兩地共近四萬平方英呎的自置物業。為會員提供的福利和服務有：兩個超級市場，兩個牙科診所，兩個醫務中心和一個化驗所，兩個視光中心，一間書店；此外還有保險、旅遊、教育資料庫、業餘進修等服務。每月出版會刊兩期，每期印刷九萬份；此外，還有專為大學教師、幼稚園教師、家長、青年學生出版的期刊。會所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十時；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每天到會的人數，平均為二千五百人次。本會各項服務，除本會會員外，還惠及友會會員，主要是職工會聯盟屬會的會員。從上述的數字，可見會務的蓬勃。

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參與和推動下，在八十年代初，誕生了香港職工會聯盟，這組織的性質有如美國的AFL︱EIO。我是職工盟的第一任秘書長。

我們有些甚麼的成功經驗呢？

首先，堅持三方面工作的平衡發展。

一、維護和爭取權益。雖然沒有集體談判權，但在強大的團結力量下，政府必須聽取我們的意見。例如：由於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轉移，學校縮減班級，政府保證不會有任何教師失業，安排轉校。

二、提供各種福利和服務。上述已提及，不再詳述。這些福利和服務，主要的目的是密切工會與會員的聯繫，在這樣的基礎上，更可增加和積累資源。每年的開支龐大，單靠會費完全不能應付。但兩個超級市場每年的營業額達二億多元，加上其他服務的收益，除開支外還有盈餘，近四萬平方英呎的自置會所，完全靠積累的盈餘購買的。怎樣選擇受歡迎的福利和服務很重要，要有市場調查；以服務為主，盈利為次，薄利多銷，服務得好就有盈餘，也很重要。

三、提高專業精神，改革教育，支持公義，參與社會活動。對會員，我們鼓勵和監督提高教育專業精神；對政府，推動改革教育制度；對社會，支持一切公義行動，尤其是推動民主的發展。自八五年有立法局教育功能組別的選舉以來，教協會都派出代表參選，每次都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九零年，我轉去參加新設的直選，由會長張文光參加教育功能組別的選舉，兩人都當選。這兩個在立法會的議席，不但發出教師的聲音，還發出民主的正義的聲音。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核心和主力。她是香港支聯會的支柱。支聯會於八九年五月，由二百一十多個團體聯合組成，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至今仍是一個有力的聯盟。

民主黨是香港最強大的民主政黨。教協會是民主黨最重要的伙伴。

教協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基地。歷史經驗證明，在全世界，受到群眾支持的獨立工會，都是推動和保障民主的重要角色。在香港也如此。

我相信：獨立工會參與政治，在香港從來沒有比現在那麼重要。我們為保障自由和法治而奮鬥。人權組織和工會都密切關注這場戰爭。工商界也有關注的，他們留意香港是否仍然是一個投資的好地方。

此外，還有一些只適合教協會的獨特經驗，也提供出來給大家參考。

要發揚會內民主。民主才能團結，民主才能調動人的積極因素。我們不能一方面促進社會的民主，而自己會內卻沒有民主。會內民主，主要是：一、所有工作人員和會員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有特權。二、任理事會中，任何決定，都要通過充份討論，如正反票數接近的，押後再作考慮，不急於拍板。三、重視每一個人的意見，尤其是會員的意見。四、不時對會員作抽樣問卷調查，徵集各方面的反映。五、理、監事實行全體會員一人一票直選選出，各單位的代表由該單位會員一人一票直選選出。

所有理、監事都不脫產，要有全職教育工作崗位。這樣使他們都與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同呼吸，隨時聽到他們的意見。假如他們轉為本會受薪職員，便要辭去理、監事的職位。理、監事全都是義務工作，要與受薪職員緊密團結，不要把他們當作僱員而是夥伴，是會的重要資產。

對進入政府建制，如立法會和其他的一些諮詢組織，方針是：進入其內，立足其外，內外呼應，內外互動，能放能收，能進能退。要提防被腐蝕，被收買。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教協會始終是最重要的基地。

在香港，各種團體，尤其是像教協會這樣龐大的獨立工會，必須警惕敵對政治勢力的滲透和奪權。教協會曾遭遇過這樣的事，但都被擊退了，陰謀不能得逞。主要的保證是理、監事的直選，和理、監事之間的制衡。

教協會的經驗，在其他地區的工會來看，可能是很幼稚的，但對我們來說卻很寶貴，指導了一個獨立工會一直走在持續發展和不斷壯大的路上。

在結束前，簡略地介紹我自己。

教育是我的終身事業，我同時參與了民主運動。唯一的願望，是教好學生和看見一個民主的中國。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是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所以我聲援這個運動。

八五年，我被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爭取一個回歸後民主的《基本法》而努力。天安門的血腥鎮壓，使我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因為聲援學生運動，被開除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已經奮鬥了百多年。假如當時中國政府接納了學生的要求，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走上民主的道路。但血腥鎮壓，卻使中國的民主倒退了二十年。

我仍然是樂觀的。我可能在這一生看不見中國出現民主，但深信民主的中國一定會來到。

美國思想家、《常識》一書的作者︱︱湯馬士‧潘恩，臨終時那樣地說：「我畢生都花在做對社會有益的事上。」我希望我臨終時也能夠這樣說。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華盛頓希爾頓酒店）

後記：

阿拔‧尚加是美國教師聯會的前會長，九八年病逝，該學院為紀念他而成立。他與我是多年的朋友。發表演講時用的是英語，這是中譯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