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他以生命的毀滅敲響了警鐘

他以生命的毀滅敲響了警鐘

──哀悼楊耀聲老師

驚聞噩耗

九月七日晨，游泳畢，到茶餐廳吃早餐。剛吃了一半，腰間的傳呼機抖動起來，按鈕一看，震驚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小的留言熒幕上，顯示着這樣的字句：「張文光：『楊耀聲自殺身亡，請致電聯絡！』」

在電話中，張轉告了得自傳媒的消息。我的眼前出現了楊的謙順、祥和、誠懇和永遠帶着微笑的面孔，不敢想像從高空墜下，這面孔在地面上變成了怎樣的一灘模糊血肉。

震驚漸漸化作哀痛，我哀痛得不願多說話，只想當務之急是照顧遺屬，並提出建議，希望在三天後舉行的教協理事會上，加以討論和作出決定。餘下的早餐，再無法吃下。

張和我都認識楊，我卻稍早一點。二十多年前，楊還在葛量洪教育學院肄業，作為學生會的代表，參與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的工作，我就在這時候認識他。聯秘處由十三個教育團體聯合組成，羅富國、葛量洪、柏立基三教育學院學生會是其中三個，領導了七三年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的抗爭，取得勝利。為了購置會所，聯秘處必須註冊為有限公司而轉為法團。最初幾年，來自三個學生會的代表，「左」得正氣凜然、神聖不可侵犯，而又不可理喻，近乎刁蠻。依法律須寫明，該組織設於香港殖民地 (Colony)。他們認為──中國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一致堅決要求把這字眼刪去，否則，反對註冊。雖經其他各團體和律師再三耐心解釋勸告，但始終「巋然不動」，頑固到底。這事為此被拖誤了三年有多，因須付租金和樓價飆升，損失了近三十萬元，粗略估計，約等於現今的六百萬元。我一和楊接觸，即覺得他不像比他先幾屆的同學，沒有那一股凌人傲物的「左」氣，很可以親近。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已經是很好的。

七九年的第二次中文運動，他很積極投入，是中運聯委會的委員。該次中運的講座、展覽、攤位遊戲，都在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他盡地主之誼，為安排、佈置、招待等，流了不少血汗。畢業後，即到鍾榮光中學任教，從這次悲劇的報道中我才得知他一直沒有轉過校，二十一年如一日，為該校盡心盡力。近十多年來，彼此交往疏遠了，只有在「六四」、「保釣」、「反基準試」等的集會和遊行中才碰見他，匆匆寒暄幾句。他還是以前那樣地謙順、祥和、誠懇、永遠帶着微笑。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雖然已退休九年，但一直仍任三所資助小學的校董會主席，並且兼任其中一間的校監。因此，還有不少接觸同工的機會。一女教師向我訴苦，說她住在新界，每天六時許便返市區上課，要一直在學校，晚上八、九時才離開。學校有十一個行政事務的組織，她參加七個，並且是其中四個的負責人，要開會、寫文件、寫報告、做記錄、聯絡同工……此外吃重的教學工作，她沒有提及了。可憐的楊耀聲擔任了學校行政工作十三項，其中五項是負責人啊！你叫他怎樣吃得消！這幾年，曾與我交談過的教師，毫無例外都訴苦說：被繁重的工作壓得彎了腰，這一口飯真不好吃。很多五十歲以上的老師都萌提早退休之意。

學校幾乎每周都送文件來給我簽署，有時一周兩三次，總是一疊一疊的。我只簽署也覺得有點煩悶，但想到製作這些文件的校長和教師，又豈只是煩悶呢？

在羅范椒芬的慫恿下，過去三年，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都曾向政府申請開辦新的資助小學和中學，完全失敗了，卻沒有告訴原因。申請開辦新校是要呈交計劃書的，每次我們都派人去參加怎樣寫計劃書的簡介書。第一次失敗後，借了成功的計劃書來參考，把再呈交的寫得錦上添花，但仍失敗和不告訴原因。其實，校友會已辦學四十年，開辦過五所資助小學，成績都算不錯，而且，全部會員都是專業教師。這樣的經驗和背景，雖屢敗屢戰，還是不明不白地屢戰屢敗。奇怪的是，一些另有背景團體，毫無辦學經驗，為甚麼凡申請都如願以償呢？從申請開辦學校的計劃書，我想到學校裏的計畫書、報告書、考核表格，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何等使人疲於奔命，但實際效益是使人懷疑的。我更因此想到，這是一種只求會寫文章、不求實效的形式主義的作偽文化，這種文化愈演愈烈。楊耀聲過去的生命，被這種文化耗去了多少？這種文化在他被重壓得近於崩潰的生命上，加上的豈只是一根稻草！

是否良策

楊兩次當選傑出教師。在校長、同事、同學的口碑中，他不愧是傑出的。但又有誰知道──他為這兩次的傑出，付出了多少代價，最後連自己也付空了呢？一位辦得很好的資助小學的校長，對我說：「我的學校沒有傑出老師選舉。人各有長短，教師也如此。只要你去留心，發現他或她的一兩點長處，真誠地溫馨地去鼓勵兩三句，比選其為傑出教師更起積極的作用。香港從來都沒有『勞動模範』傳統。選舉傑出教師，會令當選者感受很大壓力；更有甚者，會引致惡性競爭，複雜了校內的人際關係。」請大家來想想，這些話有沒有道理？楊從高空跳下，那兩次當選傑出教師，是否也形成了背後一推的助力呢？

教育是極具理想色彩的事業。只有抱着教育理想，才能不辭辛勞，有愛心而又有耐心地去教育下一代，成為一個好老師。假如這個理想幻滅，一個教育工作者豈只是失望？當環境使其感到理想難於實現，真正擁抱過理想的人，其生命力也必然會受到窒息，最後以至虐殺。楊耀聲老師，肯定是具有理想的人。是否曾感到理想難於實現，使其生命力受到窒息，最後以至自行虐殺了呢？

兩座巨山

這幾年來的所謂教育改革，實在使擁抱着教育理想的教師感到沮喪。梁錦松接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不久，即在不公開的場合多次表示――「教協」和「教育署」，是教育改革的兩座大山。前者是以維護教師權益和推動教育改革為宗旨，是全港最強大的職工會；後者是政府部門，執行教育政策的機構。為甚麼竟都忽然變了愚公要移去的大山呢？教育署易辦，經此恫嚇，那些官員們便會貼貼服服，去做那愚公的子子孫孫，一同鋤土搬泥了。至於教協為甚麼是另一座大山，這只能由梁去解釋。楊從當教師的第一天起，便是教協的熱心會員，了解教協的宗旨，信任和支持教協。說教協是教育改革的大山，這是違背他的教育理想而無法信服的吧？

在教育改革的最初諮詢階段，教統會的核心成員程介明，在報章發表題為「教統會終於痛下戰書！」的文章，殺氣騰騰，到底要向誰開仗呢？我曾以「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奉勸，不要在教育界散播戾氣。董建華曾說香港社會充滿戾氣，其實，教育界內的戾氣更甚！一開口，就「終於痛下戰書！」，就是戾氣，這樣的戾氣，是否曾使楊的理想幻滅呢？

死路一條

教統會的三頭馬車梁錦松、程介明和戴希立，在一個所謂傳媒工作坊上，表示母語教學是死路一條！這邊，電視廣告和街上海報，還在提倡母語教學；那邊，權威人士又說這是死路一條。到底要聽誰的？我深信楊是衷心支持母語教學的。聽了這是死路一條，感到自己彷彿被指摘帶領着一群學生，在死路上行走。他一定會難堪、惶惑，而且理想受到挫折。

王䓪鳴接任教統會主席不久，即約我會晤，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我對她說的，也就是作為教師的楊耀聲的悲劇的背景。這悲劇，要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了解。

首先，我對她說：「樂、善、勇、敢」，當頭的「樂」字，是「樂於學習」。要讓學生「樂於學習」，能夠忽視老師「樂於教學」嗎？假如不讓老師「樂於教學」，如何能使學生「樂於學習」呢？目前的老師們都很不快樂，這不單是因為超負荷的工作量，更因為那些繁重的工作，都是對學生沒有多大實際教育效果的門面工作。假如能夠真正教好學生，老師們怎麼樣地辛勞，都不會有怨言的。

其次，我叫她看看，我在去年《財政預算》辯論的發言。傳媒沒有報道這發言，官員們答辯時也沒有回應。在這發言中，我批評了當前教育決策的思維傾向。一、「否定一切」。回歸前的香港教育，即使有種種不合理，但到底支持了香港經濟起飛，未至於一無是處。否定一切，樣樣都要改，結果愈改愈亂。二、「挑動群眾鬥群眾」。為了推動某項政策，不惜抹黑教師，發動輿論攻擊教師。你不能每年搞一天「敬師日」。其餘的三百六十四天卻使教師感到屈辱。三、「沒有橋或船，就下令渡河」。拍板作了決定，才去想具體方法，見步行步，很多困難都沒有預見，以致推行時錯漏百出。四、「無視教育的特點，盲目引入市場經濟規律」。例如按件計工、顧客至上、增值評價和衡功量值的標準等等，不能照搬到教育事業中來。這種種裏面，有「左」的一套，也有「右」的一套，是「左」和「右」苟合的私生子的思維方法。

本地特點

最後，我說：「教育的決策者，不能像一個環遊世界獵奇的旅客，把在各地發現的土特產、古跡紀念品、名勝明信片等等，全都搜購帶回香港來，如法炮製，大量生產，開一間超級市場，叫校長和教師去做售貨員。任何外地的經驗，必須因時制宜，根據本地具體條件特點，看看能否實行。把外地的經驗生吞活剝，是典型的思想上的懶漢，更何況，對這些所謂經驗，只是『一知半解』呢？」

王䓪鳴未有即時反應，卻是留心傾聽。我知道她處於一個為難的境地，要去繼承很多未必完全認同的已作出的決策。

楊耀聲老師，毀滅了自己的可貴青春的生命，這不但是他和他的家人的悲劇，也是全港教師和教育事業的悲劇。正陷於他生前同樣的困境的教育工作者，大抵不少吧？大家亟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這樣的困境得到改善。他的死，敲響了沉重的警鐘！

願楊耀聲老師安息！願他的遺屬順變節哀！願所有因此事而感到悲痛的人，化悲痛為力量，把教育改革扭向正途，對當前的所謂教育改革來一個徹底的改革！

（原文戴於二ＯＯ一年九月十八、十九日《明報》‧世紀版）

夜聽春雨

《三言堂》的「一言」（之七） 司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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