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
燭光的點和線 游順釗
《希望的點與線》
給這首短短的「六四」小詩
耗累得像個產後的媽媽
胸膛感到一陣陣的痺、一陣陣的麻
可也帶來喜悅，那幾句心頭的話
微風拂弄那烏溜溜的髮海
和蹲在廣場上燭光的點與線
讀詩句，像看到那苗嫩的娃娃臉
品嘗到希望中獨一無二的甜
（新紀元年春寫於巴黎驚弓坡）
今年（○一年）我為「六四」十二周年寫的那首小詩的題目，是《希望的點與線》。參加過香港維園一年一度「六四」紀念晚會的朋友，都會猜出這《希望的點與線》，就是那個晚上廣場上的燭光構成的點和線。
我稍更動《希望的點與線》其中一兩個字，把那首詩的題目移到這篇短文來，一題二用，以燭光的點與線，把「六四」情結終於能得到公正的化解和爭取中國民主的前途那兩個願望聯結起來。
寫詩並不是我的習慣。一九八九年前，只是間歇性地寫過三幾首。但「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天，我就關起門來，寫下長詩《國哀》，這也是我在國外二十年來頭一次拿起毛筆，而運筆的生疏亦可以從《國哀》詩冊呆板的字體看出來。自是，十二年來，我引為己責，差不多每年這個時候，在遠離國門的驚弓坡家，手書幾行，聊表微忱，像部分香港市民朋友堅持每年到維園去參加「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一樣。
興、觀、群、怨
在激昂的歲月，採用詩體形式來表達鬱憤之情，是我民族由來已久的一個傳統。八九年五月間天安門廣場上，散發的無數詩作就是個明證，是這個傳統的延續。我敢說這些詩的絕大部分作者都像我一樣，不是詩人，只是覺得詩這個凝煉的文學形式很適宜發泄積鬱多時的心頭之憤。
古人早就看到詩在人際關係上的重要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論語》提出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據我個人的了解，「興」指的是可以令人興奮，因為詩作應是有感而發；「觀」是給人提供一個觀察的角度；「群」是說詩的感染有助於群體的聯繫；「怨」是說詩也可以婉言相勸、告誡、質問迷誤的、犯錯的人們。例如「六四」事件發生前，天安門旁有一幅大橫額，上面寫的五行韻文，把過去四十年中國領導人在對自己兒子的態度上每下愈況的走向，描繪得淋漓盡致。自第一輩派兒子上前線後就一代不如一代地倒退，倒賣彩電，搞募捐，最後以「人民有子誰管」作結。橫額上這三十個字挖苦得很厲害，可以比之武林術語的「一寸短，一寸險」，然而仍能從它的調子體現出「怨」的那種純樸敦厚的那一面。
「亂世之音怨以怒」
若從創作的歷程看，興、觀、群、怨四項的排列是順序的，前三者是創作的動機、觀點和對讀者階層的考慮，而最後那個「怨」，只是前三者的影響下所採取的格調。文獻只標出「怨」，大概因為它是我國傳統的主流，其他的格調當然也存在。而且這個「怨」在特定的情況下也可以蘊涵激怒，所以《詩‧大序》說：「亂世之音怨以怒」。也許屢勸無效，不由得不生氣；也許是詩懷的差異，所處的社會環境和面對的群體不同而選擇另一路的調子。試舉一個例。司徒華先生雖然也是在「六四」事件的暗影下集龔自珍句以抒發他的感慨，然而他的選句跟我今年為「六四」寫的很不一樣。他的調子激昂，可另見乾坤，大家讀讀這首看：「歌泣無端字字真，亦狂亦俠亦溫文。折梅不畏蛟龍奪，我有心靈動鬼神。」（見《去尚纏綿》）。
在我的詩作，雖然未必能貫徹「怨」那種思緒，但我始終覺得更性近中國這一路的詩。此外久離鄉土，對鍾嶸《詩品》「離群托詩以怨」那句評語亦頗有親切的體會。像《詩經》的「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捲也！」等名句，都很得我心，而常願以之與支持「六四」民主運動的友人同賞共勉。然而，無論我們寫作時所採的是哪個調子，我們的基本共同點，可以用《詩經》的「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來概括。據聞一多先生的詮釋，「菇有含義。此以鑒之含影，喻心之含詬……言鑒能含影，我心則不能含詬而不伸也。」我們都本這一個原則寫作，我們的良心不能不為那些含詬的人伸冤。
血的星期天
「六四」已是一個有十二年歷史的事件了。從八九到○一，是從一個舊世紀走進一個新的紀元。在這段歷史的時間，連蛇年也作了一個循環。那麼，這長長的十二年，本應已給當年一些失策的主事人有足夠的時空反省，作出安排，讓接班人放下那沉重的歷史包袱。可是迄今，我只感到事與願違，迫得我只好在這，重申一個個人的祈望，祈望他們，特別是那些行將接班的，向我國近代史借鑒，向外國近代史借鑒，拿出勇氣，面對「六四」事件。
十二年這個數字，使我想起一九○五年元月九日在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發生的，史稱「血的星期天」。那時候在聖彼得堡有二十多萬工人在罷工。在九日那個星期天，有幾萬個罷工工人到冬宮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交請願書，提出他們改善工作條件、罷工權利等幾項合理要求。但他們並非企圖推翻沙皇政權，這可以從請願隊伍高舉沙皇的肖像看出來。結果呢，迎頭而來的是槍彈和皮鞭的無情鎮壓。當場死難的請願者人數，一如我們「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樣，迄今仍無確實數字，估計的差距也很大，從最少的兩百到最多的四千。沙皇這次瘋狂的鎮壓和事後一連串地耍弄不老實也不明智的政治手段，致使十二年後終於爆發了轟動全世界的「十月革命」，結束了沙皇的政權。當然，「血的星期天」和「六四」兩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並不盡同，加上時地相隔，民族性格亦迥異，十二年那個數字更是個巧合，但歷史的進程，古今無別，歐亞不分，總的來說是大同小異的。為政的若不好好掌握時機，順應民情，早晚要吃歷史的虧。
「悲歌可以當泣」
為「民運」寫的詩文，和其他的詩文一樣，並不排斥，而也不可能排斥任何讀者，包括被勸誡、被諷刺、被批判、被攻擊的對象。這些詩文對他們是一面鏡子。不過，如果有少數人，不幸給錢鍾書在他的《寫在人生邊上‧讀伊索寓言》的話說中：「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鏡子；不自知的東西，照了鏡子也沒有用」。果真如此，那我只好慨嘆：「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錢鍾書的話特別辛辣，我亟盼望為政者不至全部都那樣無動於衷，而有志之士只是暫居下風而已。
我承認我這個願望有它的主觀成分，它的背後是一股懷舊的感情。這種感情，也許人皆有之，於我則似近癡戀。我早年在港九兩地住過不下七八個地區。自旅居法國後，每次返港，總抽空去走看住過的房子和附近的街道，一直到全部給拆掉為止。「六四」發生前半年，我正跟在京友好到京郊暢遊，爬看香山紅葉，點數盧溝橋旁的獅子頭。十二年了，多想望舊地重遊，可是以甚麼心情去重遊京華呢？
唐弢先生提過一件往事，說的是魯迅先生對他的學生柔石被害如何的不能忘懷。柔石就義後埋葬於龍華，那兒是上海附近的名勝。但魯迅先生說：「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面，所以我是不去的。」魯迅先生這句話，教我深思，給我很大的道義上的壓力。雖然我沒有熟識的朋友在「六四」事件中流血，可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前是不能以親疏之別推搪的。日子一久，十二年了嘛，魯迅先生這句話，就變得幾乎超過我個人所能承受。於此，只好讓樂府古辭《悲歌行》的「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去吐出我的心聲。
一條線 一線希望
也就是這些主觀願望促使我寫下這首《希望的點與線》小詩。這是個人的吶喊，不是怒吼，是一點的燭光，不是一把火炬。但燭光可以凝聚成紅紅的烈火，像合理的、善良的主觀願望一樣，可以匯合成客觀的意志和力量。
希望是一點、一點地積聚起來的。一首小詩，可以當作希望的一個點，通過「群」這個詩的功能而變為線而向各方伸延。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多一條線就多一線希望。人多了，點和線也就多起來，希望就更濃了。我就把這個希望寄託在這個新紀元的第一個「六四」燭光會上。
二○○一年六月二日《明報‧世紀》
《三言堂》的「一言」（之六）望斷天涯（2002年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