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談商鞅
九月廿三日，讀陶傑兄的《商鞅頌》。在印象中，這一個歷史人物，似乎並不值得那麼歌頌。翻開《史記‧商君列傳》，讀了兩遍後，也來一談。
陶傑兄說：「沒有歷史學家會帶迂腐的頭巾氣問，以商鞅的才華，他應該侍奉別的老闆，為甚麼要替邪惡的秦國效力？秦始皇統一全國，商鞅算不算助紂為虐？商鞅幫助殘酷的秦國，他有沒有知識分子的良知？算不算墮落？」
的確，歷來論者都沒有這樣的質疑。「春秋無義戰」，戰國諸侯之間的攻伐兼併，更為激烈。不論為哪一國效力，都沒有「助紂」、「邪惡」、「殘酷」與否之分。國家民族觀念，也未完整地形成，各國有如現在的諸省。幾乎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到處兜售自己，把自己賣給識貨者，東家不買，賣西家。即使是孔子、孟子，滿口仁義道德，不是也去周遊列國嗎？這並不涉及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墮落」。
但也有執如屈原的。他沒有聽從漁父的勸告，「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雖然受讒既放，仍始終不忍離棄故國，竟自沉汨羅。從未有人批評他，「迂腐的頭巾氣」。直至今天，凡有炎黃子孫的地方，都流傳在端午節划龍舟、吃子的習俗，這就是一個最廣泛的永恆的肯定。
假如渴得快要死，不管水清水濁，為了活命也喝一口，這是情有可原，無可厚非的。否則，倘貪一時的涼快，想身上帶點鹹味，欲逞一己的泳術，便跳進鹽份極濃、海面低於水平線的黑海，興波作浪，便難免有人側目。
一般論者，大多稱讚商鞅的「法治精神」，只慨歎他「作法自斃」而已。他當然沒有一本英國護照，只是沒有他自己發明的「身份證」，因而不能逃脫。趙良曾勸告他：秦穆公任用五羖大夫，施行德化，不也同樣振興秦國嗎？死時，全國男女痛哭流涕。你何必一定要嚴刑峻法呢？他不聽。
且看司馬遷的評價：最初，商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游說秦孝公而不果，這不是他的本質，最後，靠一名寵臣太監，走後門才成功了。他刑罰秦公子虔，欺騙魏公子卬，不聽趙良的勸告，足見是一個生性刻薄少恩的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
《三言堂》的「一言」（之四）去尚纏綿（2000年7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