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的心路歷程
寫了《丁玲立地成佛？》，想到戴厚英。為甚麼呢？並不是因為她們都是名女作家。丁在臨終前，寫了和說了：「我肯定能成佛」，「我早成佛了」。這話叫人有點摸不頭腦；但戴卻在走過了曲折的心路歷程後，最後皈依成為佛門信徒。
戴是文革後出現的女作家，以《人啊，人！》長篇小說成名。年前，被劫遇害，聞者嘆惜。一本關於她的紀念文集，取名《戴厚英啊，戴厚英！》，與上述小說之名異曲同工，都是極大的感慨。
她於三七年，出生於安徽省一個小鎮。完成中小學後，五六年進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六○年畢業，分配往上海作家協會工作。文革後，任教復旦大學中文系，最後任教上海大學中文系。
在文革中，最初她是造反派，是批判「文學是人學」的人道主義的「小鋼炮」。詩人聞捷被鬥，下放幹校，她負責監管，互相愛戀。其後，聞自殺。戴的第一部創作《詩人之死》，以兩人為模特兒，是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兩人的愛戀和聞的自殺，給戴很大的衝擊，由此，她由人道主義的批判者，變為宣揚者。《人啊，人！》，從定名到內涵，洋溢激昂的人道主義精神。
人道主義沒有讓她得到精神的歸宿。去讀《聖經》、《古蘭經》、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老子》、《莊子》，而對《莊子》有偏愛。她以人道主義，看待世事；個人精神，則神遊於莊子的境界。但最後，皈依了佛教。
她曾記述，自小即有佛緣，家人虔誠信佛。九五年春，她受幾個大學生的邀請，赴浙江奉化雪竇寺，參加「打佛七」。所謂「打佛七」，就是參加者在七天內，放下一切，專心念佛。受到莊嚴的氣氛和僧人的人格力量的感染，作出了皈歸的決定。她說：高層（個體的自由精神）、低層（對世事的洞察）、中層（對民眾的關心和幫助），佛教是三者俱備的，這是個人解脫和普渡眾生的融合。
這曲折的心路歷程，已走到了終點。我以為：不管怎樣曲折的心路歷程，只要能不斷探索、反思和奮進，步步走近真、善、美，都值得肯定。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
《三言堂》的「一言」（之四）去尚纏綿（2000年7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