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貧乏
新年過後，收到寄自多倫多、四人聯署的賀年卡。他們都是五十多年前，官立油麻地書院的舊同學，其後又一同升讀皇仁。除其中一人也從事教育的外，其他三人自畢業後，絕少碰見。這賀年卡，端的是千里鵝毛，同時使我回憶起當年（二次大戰剛結束後，四十年代下半截）的學校生活。
該校於四六年二月復校，我入讀下午班第七班。原址在彌敦道與眾坊街交匯處，校舍已拆卸多年，改建為中國銀行，但那籃球場和紅磚圍牆仍在。
因為戰亂而停學，不少同學都超齡，且在社會打滾過。一位同學課餘做三輪車夫，一派豪氣，是班中的大阿哥。一位兼職做警方的線人，侃談種種黑幕，聽得同學們都側了耳；後來，他正式當差去了。一位踢足球時，胸膛吃了一個「波餅」，因而病逝；據云，在日治時，曾受過「灌水」酷刑，早已有了內傷。
老師們都穿着英軍的外套，那是政府派發的。一位中文老師，姓陶，同學們叫他「陶朱公」，年紀很老了，矮矮胖胖的，彎着背，穿上了這軍裝，樣子很滑稽。
同學們也不時獲派給軍用包裹，內有罐頭、朱古力、餅乾、針線等，每人一包地捧回家去。每周兩天，還有牛奶喝，大抵不是鮮奶，而是奶粉開的，不知從甚麼地方送到學校來，「任飲唔嬲」。一次，同學們和一位同學打賭，看他能不能喝十瓶，結果他喝了八瓶。我記得他姓戴，是普慶戲院的少東。
唯一的課外活動，是同學們相約在星期日或短周星期六上午，到京士柏（現伊利沙白醫院的地點）去踢足球。那球，名副其實是皮球，外表皮製，內有膠的球胎，要打氣，並用球繩把口縫密，是大家科錢買的。皮破了，便拿去給補鞋匠修補。那時的京士柏，是一片荒地，我們不時發現一些人骨，據云，在日治時那裏是刑場。
課室的椅子不夠，用一些電油桶補足，硬硬的，高高的，很不好坐。一些同學便特別早回校，把自己座位的電油桶換了別的座位的椅子。但大多數同學，是不計較的，因為在戰亂中吃過很多苦，坐一坐不舒服的電油桶，算得甚麼呢？
當年的貧乏，成為了今天難忘的回憶。
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
胸中海嶽
《三言堂》的「一言」（之三） 司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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