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附錄：「六四」的尊嚴（游順釗）

附　錄

「六四」的尊嚴 游順釗

前言：正值「六四」廿一週年，因摘南北朝詩人庾信句，「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並連同此文，以懷念我堅留國內，維持正義，力主公平而受壓迫之志士。

久盼還我民族尊嚴的一代

前些時候，秋瑾的一幅對聯「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拍賣時，定價僅一千人民幣，也只以四千成交！若不是品，那真要慨歎時下對秋瑾的壯烈事的冷漠了。

也許跟二次大戰同齡或稍長的中國人，對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受盡外強的凌侮，失卻民族尊嚴的苦難，比之較後出生的，感受定會深些。這些老一輩的同胞，鴉片戰爭的砲聲仍震蕩著心靈，鴉片的煙味，仍教他們嘔心。他們期待的是，中國人終有一天站起來，清除歷史上喪權辱國的遺恨，從今以後，愿世界各國，能平等待我民族。這段歷史也教導他們，民族的尊嚴和個人的尊嚴是緊密地聯繫著。自是各路精英，分頭尋找救國之道，好些為了這個尊嚴，在戰場上、刑場上、甚至廣場上流血，獻出寶貴的生命；別的則在大學裡、實驗室裡，埋頭苦幹，寄望以科學興國富民，為國人出一口氣。

四十年代的「民族尊嚴」意識

回憶少年時代，在香港經歷了「日治時代」和之前之後的英國殖民統治，深感民族尊嚴受到蹂躪，在心靈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我曾渴望香港早日回歸。然而當回歸時刻終於到來的時候，在思想上的矛盾也油然而生。我在回歸前夕曾有這樣的感嘆：「按期向英國討還一個一百五十年前被他們掠奪的領土，誰逃避這個責任，將作為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給寫入史冊……可是這個歷史性消息傳出時，中國在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上都出現一個大倒退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回歸，我們心裡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回歸就像回娘家，不嫌娘家窮，卻怕娘家凶。」（見拙著《祭無言》末章http://www.yaushunchiu.net）我相信當年香港大部份同胞和海外華僑也會有同感。他們都反對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可是在維護民族尊嚴的重大前提下，都沒公開反對回歸，暗地付出了不得已的自律的代價。

民族尊嚴的新醒覺

上世紀剛踏入五十年代，國家雖仍貧困，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卻提升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就我個人來說，一九五五年錢學森作出他的「關鍵抉擇」（《明報》馬家輝語），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他在美國短短的十年間，由學生晉升為教授和國際屈指可數的一流火箭專家，寫下我留學生史上最輝煌的一頁。然而，錢學森不堪美國政府的歧視和不信任，毅然放棄了既得的名譽和職位，冒著風險和不少的未知數，回到「一窮二白」的祖國。在錢學森的影響下，我決心辭掉父兄的店務，爭取升學。可以說，沒有錢老的影響，也許沒有今天的我。因此，有鑒於月來傳媒關於他的爭議，請容許我在這加插幾句話。

錢老在扭轉國力弱勢方面是功不可沒的。時至今日，強權心態的幽魂，還在外國政壇裡浮游。在言論上、在外交場合上，還經常看到他們眨弄著青白眼和勢利眼。近幾個月，我就讀到了像Yoel Marcus關於中東的《弱者沒有寧日》（There’s no peace of the weak: 2009.11.3），談巴勒斯坦民族的遭遇。Dominique Mosi在《西方最後的沒落》（The final decline of the West : 2010.2.15）裡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沒空去參加今年（二零一零年）五月在馬德里舉行的《歐盟－美國》高峰會議，是因為在美國的眼裡，歐洲已不再擔當國際間重要角色。又如美副總統拜登的《對俄國的評論》（The vic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Russia : 2009.7.25）的語氣多傲慢，簡直不把俄國放在眼內！每念及此，我不忍嚴責剛謝世的他。我很同意《信報》練乙錚說的：「錢學森在科學上替中華民族作出偉大的貢獻，已是難能可貴，沒有理由要求他當政治烈士或英雄，應怪的是共產黨。」因吟得這幾句：「神舟月女上歸途，詫聽炎夜責吾袍；細諒君惶驚國弱，莫言有子不如無。」（「君」、「子」，指錢老）筆者是個區區的讀書人，被時代浪潮捲進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不知內情，只好慨歎「茫茫世事難求索」，效顰杜甫的「獨立滄茫自詠詩」。

從民族尊嚴到國民尊嚴

我們要維護民族尊嚴，要警惕地為它爭辯的。在法國四十多年了，我身受的歧視，有，不多，不傷大雅。我一般都採取小事化為無的態度，例外的是二零零零年十月梵蒂岡宣佈，冊封自一六四八至一九三零年間在中國的殉道者的事件。當時我曾質問教廷能否保證，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在迭受列強欺凌的中國國土上沒作壞事（詳見二零零零年十月《明報月刊》拙文）。我的質問不狠，因為那時候，教士在各大洲的兒童性侵犯罪行還沒揭破，教皇還沒被逼為這些罪惡公開懺悔。

當今各國紛紛承認中國的崛起，對中國人的輕視、歧視已慢慢地銷聲匿。在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下，加上自「八九民運」始國人對維護人權的醒覺，國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本該有相應的提高。可是事實卻非常令人失望。政府不獨對敢站出來維護正義、說真話的人，繼續無情的打擊，連一般的老百姓，也變成了「被字族」。

二零零九年網絡熱字徵選，「被」字高居年度漢字榜首。這反映了網民對政權漠視個人權利的不滿，而「不滿」正是「被」字的潛語義。近年出現的「被自殺」、「被艾滋」等流行詞語，都在語義上跟「被」字相悖。在結構上接著「被」字的詞彙，大多是貶義的，例如「被誣告」、「被陷害」、「被毆打」、「被侮辱」。至於「被自殺」，說的其實是「被逼自殺」或「被強判定為自殺」；而「被艾滋」，即是說「被無辜給染上艾滋病」。這些流行語，既是冷嘲熱諷，也是有血有淚的。人不能自主，哪有尊嚴可言呢？有一位網友認為，這個「被」字，「一語道破弱者在強權面前的委屈、無奈和焦慮」。另一位（郭文斌）更進一步點出「被」字的流行是「對政府權力敲響警鐘，這樣下去，必然會出現更為激烈的表達方式」。

「被」字因有一層「不滿」語義色彩，在使用上顯得很巧妙。像「我們動身的日子被他告訴了他們」這個例句，語言學家呂叔湘（一九六五）認為「好像是怪『他』多事」。我以為，還要看事情的嚴重性，這個例句可以表示「給『他』這個人出賣了」。

我非常佩服這群「被字族」的智慧。他們把一個虛詞，昇華為一個社會的深刻控訴。

溫家寶的「尊嚴論」

今年年初，溫家寶連續三次提到他的「尊嚴論」，引起媒介特別的關注，成為一時熱議話題。他是否想及時回應「被字族」的申訴，則不得而知，但他很注意互聯網上的動態。

他的「尊嚴論」百分之百立足於國內，直指國民在社會政治環境裡的「尊嚴」問題，而重點則放在生計方面。他說：「就業不僅關係一個人的生計，而且關係一個人的尊嚴。」他強調要把社會財富的「蛋糕」做大，並把它分配好。調子基本上跟胡錦濤說的「體面勞動」沒兩樣，只是較為具體。問題是這「尊嚴」理念的鋪蓋面很不周全，也過份物質化，雖不致像兩年前（二零零八年）胡錦濤曲解「和諧」的「和」字原意那樣嚴重（詳見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明報‧世紀》版的「六四」紀念文《正視「八九‧六四」的倒計時到了》）。這樣的「尊嚴論」付諸實踐，必然欠缺深度和高度，令政改與經改失去平衡。套用溫家寶自己的話，那不還是經改那條腿長、政改那條腿短嗎？按著這樣蹩腳的藍圖，民主改革不知要再等多少年月才能起步。

我們最關切的尊嚴

不言而喻，最關切的是還我「八九民運」的尊嚴。我們要求揭封「六四」真相的祕密檔案，落實「六四」的平反，釋放敢言的異議份子，讓八九年被逼逃亡人士「海歸」，安返家園，與親人團聚。

溫家寶今年四月在黨刊物《求是》撰寫《再回興義憶耀邦》一文，表示要秉承他景仰的胡耀邦的遺志，強調「領導幹部要親自作基層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要親自調查，其中的原因，應包括地方官員上達的報告不全面、不可靠。這正和群眾的看法吻合。那為甚麼黨和政府不讓有心人士也去作第一手的調查，反而給他們扣上煽動的罪名呢？另一方面，與「六四」有關的檔案，只要把耳塞拿掉，就可以聽到「群眾呼聲」。像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的調查報告，為甚麼不讓它在國內出版呢？（詳見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明報‧世紀》版的「六四」紀念文《六四的原痛》）沒有勇氣公正評價「八九民運」，不給死難者和受害者應有的平反，還給他們應得的尊嚴，這個裹著小腳的「尊嚴論」，到甚麼時候才能走上民主的康莊大道呢？

大變局的端倪

我相信溫家寶這些年來到災區去慰問是真誠的。中國有句老話：「大員出朝，地動山搖」，可他是在地動山搖後才出巡。在中國作秀的地方有的是，像那些海內外媒介雲集的場合、世博宴、奧運開幕禮、六十週年國慶在檢閱臺上向巡遊行列中自己的大型畫像招手，那才是作秀，譁眾取寵。溫家寶的誠懇和較為踏實的作風，有異於其他的領導。在處理國事，似乎有他的主見和信念。在執行中央政改策略時，他可能有不同的底線、不同的日程表。我覺得他比別人更急於縮短中央對策與國人祈求的距離。

歷來中共權力都是在黨的第一書記手裡，重要的決策言論，都是用黨總書記的名義發表的，像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甚至連從外語譯過來的「體面勞動」，總書記也不放過。為甚麼如此搶眼的「尊嚴論」，卻獨讓國務院的總理一而再，再而三宣揚呢？要不，是黨政分工上，黨總書記讓出一些權力；要不，是溫家寶想在任內還剩下的兩三年時間，爭取主動，先抒己見，為下一步的言論鋪路。

我因此想問，溫家寶「尊嚴論」的底線會不會包括平反「六四」呢？在今年四月《人民日報》那篇《再回興義憶耀邦》文章裡，他追憶廿四年前（一九八六年）陪胡耀邦下訪的日子，讚揚「耀邦同志誠摯坦蕩、平易近人」，並希望學習胡耀邦的「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的精神和態度。那麼他應記得廿一年前（一九八九年）陪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對話的情景吧？這次是《憶耀邦》，下次會不會是《憶紫陽》呢？如果真的快有那一天，那他倡議「六四」的解凍還會很遠嗎？

在雜誌上讀到司徒華兄對民主前途的預測，他深信十來年後，中國將出現新的變局。我祈望像我們這一輩上了年紀的人，能有幸看到這向好的變局的一天。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於巴黎驚弓坡九夷居

（原載於二○一○年六月四日《明報‧世紀》）

又：今年五月初把「六四」紀念文稿寄給《明報‧世紀》版。隨後作了些修訂，刪去關於個人的一些經歷小節兩三百字，並於十八日把修訂稿寄出。惜此時該版責任編輯突因要事請假，以致仍用初稿見報。現幸蒙司徒華兄把修訂稿收入合集，謹此表我謝意，並祈《明報‧世紀》讀者原諒。

《三言堂》的「一言」（之二十）竦聽荒雞（2011年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