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附錄：正視「八九‧六四」的倒計時到了（文：游順釗）
附錄
正視「八九‧六四」的倒計時到了 （文：游順釗）
《明報》編者按：十年以來，每至六四前後，世紀版皆會刊登游順釗博士的一篇紀念文章。這或許是香港人最後的堅執；赴法三十年的游博士同樣展現這份胸懷之志。
「八九‧六四」的二十周年紀念非比尋常。「二十」這個數字，除了逢十大祭那個象徵意義外，還標誌著接近中共對歷史上的冤案、假案平反的年限。再加上近一年來，從發射神舟七號、翟志剛太空漫步、北京奧運，到今年（二零零九年）四月在英國召開的廿國集團峰會，中國正在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在國際上打造「和平崛起」形象。然而要成功打造這個形象，一新世人的耳目，還需要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配合。因此，盡快公平處理「八九‧六四」，鬆解二十年的政治死結，平息民眾心頭上的冤憤，還給「六四事件」參與者聲譽和權利，應是這個打造的全面配合的起點。
奧運的「和諧」圖案
「和諧」兩個漢字，在奧運開幕的幾分鐘間，引起億萬觀眾的注目，很多外國人士都問，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為甚麼那麼重要。奧運序幕選用「和諧」這個含有深邃涵哲理的字眼是有特定的動機的：對外，是打造「和平崛起」形象；對內，是為胡錦濤《黨十七大報告》裡一再強調「促進社會和諧，建設小康社會」作勢。
胡錦濤的《報告》，像是要為國人畫的未來十年的藍圖，所以值得在這篇「六四」紀念文裡評述。我覺得這個報告極欠具體，特別是有關提出「社會和諧」的動機、根據、內容、覆蓋面、實現的步驟等等，都使人深深感到有詰問的必要。如果說七九年提出「開放」，是為了掃除經濟策略上長期的閉塞點，那麼今天提出「促進社會和諧」，應是為消解社會上不公平、不和諧的積憤，支持伸張正義。《報告》中「和諧」和「小康」所指的，其實是黨對「政改」和「經改」兩方面的另一種說法。然而一如既往，重點仍在「經改」，並粗略地作出時限，「確保二零二零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把「政改」的目標、內容和步驟歸納為泛泛之論的「促進社會和諧」，「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這樣，「政改」在整個改革裡的分量，正如粵語歇後語的「鯇魚尾」，只是為了湊湊斤而已。這是從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信條，變成胡錦濤的「和諧壓倒一切」。還是換湯不換藥。早有學者批評歷史上的儒家，試圖通過稱頌和諧，來否認衝突的合法性，利用對穩定的肯定、對亂的恐懼，來加強專制。所以我們要提防藉口「和諧」壓制異議，炮製像揮春上寫的那種表面的、虛偽的「一團和氣」來粉飾太平。
我們看看胡氏怎樣向國人灌輸他的概念。零七年，他到醫院去問候有「創新理論楷模」稱號的黨員方永剛。後者對他吹捧說：「您的和諧理論我認為超過了前人，我是這樣宣講的。和字拆開，由禾、口組成。禾是莊稼，代表糧食，口代表百姓，就是讓人人吃飽肚子，這是我們提倡的生存權。」胡連連點頭。換句話說，能吃飽了就是「和」！
他們曲解字源，強把物質性附會在「和諧」的意識形態內容裡，以便沖淡「和諧」概念裡會引起對「政改」的訴求。其實「和」字在甲骨文裡是從「龠」，象徵一種排管樂器，引伸為聲律的和諧。所以西周人早就從聲律的和諧，提升出「聲一無聽，色一無文」的哲理。這是古文字界早有共識。「和」是後起的諧聲字，左邊的「禾」表音，不應從中求義，一如「啖」、「啼」等這些字的字義，跟旁邊的「火炎」、「皇帝」，是沒有關連的。
對「和」字字源的歪曲、庸俗化，是要我們忘掉先賢所強調「和」的哲理性內涵。這關係到價值的取向：是哲理性的還是生物性的。「和」是通過相異的現象、事物、見解的互相制約，互相調協，而使對立得到和諧，絕不是靠單一的、物質性的滿足而獲致的。否定對立面，不容納異己的意見，絕不會達到真正的社會和諧。
理論上的倒退
談「社會和諧」，就應該明確指出誰跟誰的「和諧」。在這方面，《報告》還不如毛澤東半世紀前的《十大關係》那麼開門見山地說明所指的是甚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黨內黨外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關係」等一連串的對立面。今天談「和諧」，也不能回避這些關係所啟示的矛盾。單就「是非關係」這一點，我們起碼要問，「八九‧六四」是人民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報告》把「與人民期待的差距」看作一個「和諧」問題。如果黨中央在胡氏任內不公平地處理這個歷史事件，那他的「和諧」目標與人民期待的差距就太大了。
無辜地失去樂園
《報告》裡並沒舉出「不和諧」的具體例子。像零七年山西洪洞縣那個拐騙和殘害幾百個農民工、童工的駭人聽聞的「黑磚廠案」，本應榜上有名。他不羅列，也許因為舉不勝舉。我們也不介意，反正這些黑案都可以在國內的網絡上看到。可是對「八九‧六四」這個錯案、假案、冤案，一字不提，卻不能與「黑磚廠」那些案件等同並論。《報告》裡絕口不提「八九‧六四」，在明眼人裡，這是黨高層的一個信號，要維持一貫全面「封殺」政策。要是他們堅持拒絕公正地處理八九年這舉世矚目的歷史事件，那就枉談甚麼「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努力形成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了。
這不只是個和諧問題，也是考驗中國共產黨廿一世紀的領導層，究竟有沒有勇氣吸收歷史教訓，能否兼容自下而上的，為民作不平之鳴的群體活動，並以此為鑒，做到《報告》所宣揚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不珍惜有志之士在「八九」運動期間所表現的高尚情操，反而歪曲它，或置之不理，只會大損我民族的元氣。既打擊了敢於站出來反貪污、反腐敗、喊出爭取多點民主、多點自由的口號的新生力量，也同時令廣大的草根階層痛心和失望。
二十年前的「八九‧六四」錯案、冤案，逼使多少純真的青年、學生逃亡海外，時至今天，仍難以磊落之身，圓他們回歸家鄉，與親人共享天倫之樂的美夢。他們都是為了國人生活得更美好而遭流放，比夏娃和亞當，更無辜地失去自己的樂園。
力爭，但不存幻想
「八九‧六四」的解凍，我們要力爭，但不存甚麼幻想。民主的發展一天被拖延，主持公道的輿論一天被壓制，平反就難以及早實現。據頗能反映黨內思想動向的「黨的一支筆」俞可平的論著，目前黨內是把「政改」看成是開展主導的「經改」的一些頭痛的問題。他的結論是：「政治體制改革可能千頭萬緒，但突破的重點應當放在以下這些方面：第一，發展黨內民主，以此帶動社會民主，沒有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很難有實質性的發展。」他這個命題很奇怪，是本末倒置，輕重不分，把本質上有所區別的國家體制和一個黨的作風混為一談。我們要求的社會民主，是自下而上的；而黨內的所謂「民主」的積習，是自上而下的。如果沒有社會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要深化黨內民主，那簡直是椽木求魚，更遑論發展黨內民主，以此帶動社會民主，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了。所以不是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是靠社會民主去監督黨是否符合民主規格。俞可平的這個邏輯，是基於他要肯定一黨專政這個大前提。因為，多黨的政局裡，一個黨如果本身不民主，早就該被淘汰了。被譽為「給整個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挽回了榮譽」的顧准曾說過：「『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民主，即使做到了民主（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不知俞氏讀到他黨內老前輩這段話時，有何感想？
人心醒覺，已是大勢所趨，是無法扭轉的。胡氏說要「順應時代潮流」，對這種趨勢應心中有數。如果他想於在任之年，對他倡議的「促進社會和諧」有所交代，他就應掌握契機，主動地把「八九‧六四」解凍。二十年，是中共平反冤、假、錯案的等待期的平均上限。當年鎮壓「六四」的決策者、執行者或得益者，下世的下世，老去的老去，這整個老人集團已零落了，若胡、溫這一輩要有所作為，路面上較大的絆腳石，已所剩無幾。今天，連毛澤東也可以批評，可以讓他承擔歷史上的嚴重錯誤，那麼還有誰不能讓他，同樣地承擔這個歷史上的嚴重錯誤呢？而且我們要求的，主要是歷史的真相，這是胡、溫他們，不用多少代價就能辦得到。
我這二十年來
「八九‧六四」的頭十年，我只在海外印行一些詩文，傾訴對這歷史事件的個人感受。是司徒華兄在一九九九年，把他為我的「六四」十周年詩集《墨淚》作的長序刊登在《明報》〈世紀〉版後，才導致我為《明報》每年寫一篇「六四」的紀念文，也才會有最近為「六四」廿周年刊行的《「六四」詩文合集》（中文版）和《「六四」紀念文》（英、法文版）。
在這不算短的寫作歷程中，好些國內外親友們、學生們、同業們都很關心我。有的贊成我寫，有的鼓勵我繼續寫，但同時希望我把視野擴大些，善意地勸我不要過分執著。在這裡，我只想說一句：我在「六四」問題上的底線是很清楚的。只要當局有誠意的、積極的反應和行動，我就在這個問題上擱筆。
除了這些友人的鼓勵和協助外，我近年來有關「八九‧六四」的寫作，也得力於新認識的幾位當年「八九‧六四」見證者。他們因來聽我的課而交上朋友的。他們對國運的關心不減當年，對難友的聲援，更與日俱增。其中一位對我說：「廿年過了，可念到您那句『六月四日新重九』，還是難過得念不下去。」另一位剛從網上的《六四底層列傳》獲悉，他在中央戲劇學院的一位參加過天安門絕食的女同學韋武民，因受不了「六四」後的清查整肅，撞火車自殺了。他忍著淚水懇求我題寫首輓詩，在我今年六月於巴黎舉辦的《詩墨緣》展出，作為對她的悼念。我知道執筆的本不該是我這個「局外人」，可是面對著他的懇切的請求和那個冤死的孤靈，我是沒法袖手的。我吟得這首短詩，獻給這位素昧平生的女烈士：
三九年艾青寫了
《他死在第二次》；
八九年詩人沒寫下
《她也是在第二次》就走了。
詩人準沒想到她比他走的早。
＊ ＊ ＊
隔一個世紀的零九年才知道，
經不起接著的那股寒流的折磨，
她朝著急促的汽笛聲迎上去，
把心敲碎，散在冰冷的鐵軌上。
這受盡苦難的一群的事，使我更激烈地祈望正視「六四」的時刻及早的到來。
（原載於二○○九年六月三日《明報‧世紀》）
《三言堂》的「一言」（之十八）欄杆拍遍（2010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