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曾鈺成的「六四」謬論
民建聯創黨主席、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零九年）四月廿七日，在青年協會與年輕人對話時，力撐被罷免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所說關於「六四」事件的謬論，簡直是埋沒良知、瞞隱史實、邏輯混亂、胡說八道！想不到，他竟到了這樣的地步！
他說：「有學生問我，六四死了那麼多學生，為何不平反？……文革死去的人，比六四更多，那麼文革又是否需要平反？」
文革是已經平反了的。八一年中共第十一屆第六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徹底否定了文革，並認為毛澤東須負有責任。雖然，還有不少假、、錯案，尚未徹底平反，但作為整個運動的文革，都已有結論。他為甚麼要瞞隱這個事實呢？難道他還認為文革是仍被肯定的嗎？
他說：「文革時發出最高指示的，是毛澤東，他的肖像仍然高掛在天安門。……如果否定他的話，則現行的思想也要否定。」
毛澤東是被否定過的。鄧小平被他拉下馬，胡耀邦發動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兩個凡是」，鄧才能復出，否則沒有今天的開放改革。毛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以階級鬥爭為綱」等等，不是全都被否定了嗎？不少現行的思想，也將會被陸續否定。他在天安門的肖像，終有一天會除下來，難道要千秋萬載地掛下去嗎？曾鈺成仍在堅持「兩個凡是」。
他說：「六四下令軍隊進城開槍的，是鄧小平。同時，他是開放改革的總工程師。平反六四，是否動搖了他？」
不能因為倡導開放改革，就可以下令軍隊開槍殺人。要肯定開放改革，也要否定「六四」。不能做了好事，就不能動搖，可以任意去做壞事。汪精曾參加國民革命行刺清親王，難道他後來做了漢奸，也不能批判嗎？
他認為：不該圍剿、口誅筆伐陳一諤，罷免他。他有發表關於「六四」的言論自由，其他人也有批評他的言論自由，都是言論自由。他被罷免，是按港大學生會會章來進行的，這是一項法制，按法制行事有何不可？反而不是港大學生，卻去批評法制的執行，倒是越權的干預了。
曾鈺成曾支持八九民運，反對培僑中學在「六四」升五星旗，認為是「國殤日」。今天，他為甚麼說出上述的話？他更甚於陳一諤！
（原載於二○○九年五月一日《蘋果日報‧論壇》）
十三年後「六四」或會平反
上月（零九年四月）訪問北美，在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講座中，一位聽眾問我：「甚麼時候，才會平反『六四』？」我答：「或會在十三年後的二零二二年。」
傳媒曾報道過我上述的話，但語焉不詳。其後，又有記者查詢，但都寫得不清不楚。現在，只好自己來再說一遍，以作交代。
政治變革，有兩種模式：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變革，付出代價較小，而且較順利，成功的機會也較大，變革後大多能保持社會的穩定。由下而上的變革，不但付出的代價較大，而且較多波折，成功的機會也較小，變革後社會往往出現動盪。最好的變革是，由上而下，又有由下而上的配合。
「平反六四」，我認為是中國政治變革的開始，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我希望，這變革的第一步，是由上而下，又有由下而上的配合的。
胡溫的任期，到二零一二年便屆滿。中共的最高領導層的接替，從來都是由權威最高的元老欽點的。華國鋒由毛澤東來欽點，只不過他低能，被汪東興、葉劍英、胡耀邦等逼了下台。繼而復出的鄧小平，欽點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再後，把胡趙廢了，又欽點了江澤民。他不但欽點了江澤民，還欽點了隔代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到了二零一二年，胡溫都要卸任，環顧目前中共，再沒有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這樣具權威可欽點最高領導層的人物了。到那時候，胡溫也未具有這樣的權力和威望，這樣，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會激化。
但這激化的內部權力鬥爭，由於當前金權結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分贓和妥協，還不至於出現表面化的衝突和分裂。權力的轉移，還是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不會出現動盪的。
到了二零二二年，接替胡溫的最高領導層，也要卸任了。那時更沒有能夠欽點再下一代最高領導層的人物，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會比二零一二年更為激烈。在這權力鬥爭中，或會有一方，利用「平反六四」，來打擊對手，提高自己的聲望。這一方，大多是手上沒有鎮壓「六四」的血漬的。
目前的維權事件、資訊網絡、宗教活動、環保醒覺等等，日益發展，正積聚著民間的公民力量。這些民間公民力量的發展，不但無法遏止，而且遍地開花，無處不在。十三年後的二零二二年，這一股在中國大陸的力量，將會更為壯大，同時也有政治變革和「平反六四」的訴求。這一股力量由下而上，將會配合權力鬥爭的一方，響應政治變革和「平反六四」。
我不是算命先生，不能把時間算得那麼準，只是提出一個可能性而已。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建立了蘇共的政權；一九九零年，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把蘇聯瓦解了，結束了一黨專政，歷時共七十三年。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得政權，到二零二二年，也剛巧是七十三年。希望七十三這個數字，成為歷史的巧合。
十三年不算短，也不算長。但即使平反了「六四」，建設民主中國，恐還要走一段頗為漫長、崎嶇、曲折、艱苦的道路。
（原載於二○○九年五月十三日《明報‧論壇》）
我讀老幹部的萬言講話
李怡兄在《蘋果日報》的《蘋論》，提及這篇講話，我很想找得全文一讀。「心有靈犀一點通」，一位疏於往來而久未會晤的朋友，彷彿知道我有此意而且是電腦盲，一話不說，就從網上下載了，傳真給我。謹此向他致謝！
整篇講話近萬言，題目是《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國慶六十周年前夕》，註有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期。據說是萬里與一位中央黨校年輕教授聊天的記錄。
先來作題解。「倫理」是甚麼？《辭海》：「人類道德之原理也」。《漢語大詞典》：「人倫道德之理，指人與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暗示著，中共從來連基本的政治道德準則也沒有。
萬里是老黨員、老幹部、退休高官、曾任副總理和人大常委委員長，作風開明。「要吃米，找萬里」，他是推行包產到戶的改革先驅。
當此國慶六十周年，他作了反思，難能可貴，但倘是萬里，卻令我失望。他的反思不但不全面深入，最要害的一點是沒有探究根源。中共已建黨八十八年，執政六十年，為甚麼連「基本的政治倫理」也沒有「建立」起來呢？這涉及黨的本質，他迴避了。
我不想談大道理，只找出講話中的三件小事小節來說一說。
他提到《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這本書，讓秘書找了來看。「這本書收集的，全部是我們黨在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偽造的。當時，我們黨向全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志士仁人。」「這些承諾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修改掉了。」「我看到原稿與修改稿，心裡震動很大。」
其實，以一個老幹部的資歷，這些社論、評論、聲明和毛的著作，在發表的當時，便已熟讀，對比一下執政後的施政，便應該震驚。何須要等到現在，重讀才震驚呢？
他提到，去年（零八年）在電視上看到領導人在國慶，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沒有他們的犧牲，就沒有共產黨掌權」。他問：「為甚麼過去五十多年就沒有這樣做？」「是不是應該有個莊重的道歉呢？」
獻花和道歉，只是形式上的小事。更重要的是，背棄了對這些犧牲者的承諾，出賣了他們的理想，這簡直是一個大騙局！最重要的是，更弦易轍，痛改前非，貫徹作過的承諾，實現他們的理想，建設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中國。
他提到，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幫」事件。他問：「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運用親屬、情報機關、軍隊的力量來解決黨內糾紛，這種『下不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為例了嗎？」
他以「下不為例」間接表示了對處理「四人幫」的方法的不滿，卻沒有肯定這事件。雖然採取的是「宮廷政變」的手段，但那目的是正確的，合乎人民的利益的，否則「文革」還會延續下去。他為甚麼竟然這樣是非不分，背離了人民的利益呢？當然，目的與手段都正確，是最好的。
從以上幾點來看，這講話也許不是出自萬里之口。今天在中國，言論、新聞、出版的封殺，已經有了突破。不少過去被隱瞞、歪曲、造的歷史事實，已被揭露。單只以我訂閱的國內雜誌《炎黃春秋》來說，幾乎每期都有老幹部所寫的這一類記述文章。萬里應不會這樣閉塞。
我讀這篇講話的最大得益，就是知道這樣的老黨員、老幹部、退休高官，所作的反思竟也如此。至於其他許許多多曾是或仍是既得益者的，更遑論了。
（原載於二○○九年八月十二日《蘋果日報‧論壇》）
《三言堂》的「一言」（之十八）欄杆拍遍（2010年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