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六四的鄉土情結 （文：游順釗）
──紀念「六四」十九周年
籍貫中國黃土地，
信仰我的故鄉情。
摘自零八年「六四」十九周年吟誦之一《寫照》末二句。
游順釗作，並題於零八年春日巴黎驚弓坡寓
《寫照》
柳條是家譜，
荷蓮是履歷，
讓霜雪漂過了的稀落鬚髮，
經風雨而不褪的炎黃膚色；
籍貫：中國黃土地，
故鄉情，我的信仰。
前言
本文嘗試對當年在「六四」的第一浪潮衝擊下的心態，作一個較客觀的、冷靜的、帶點哲理性的自我分析。相信我熟悉的海內外關心國是的朋友，也許會認同我這個「寫照」。因本文稍涉「人性」和「本能」的課題，故想借助一些歐美科學界的有關著述，以增補我國的傳統學說。不過所見的科據，雖然都肯定人的某些天性，但對語言這個「本能」的論述，仍有不盡之處，而對「鄉土情結」是否跟「良知」有關連，文獻上似未見多置一詞。我想就人的「鄉土情結」和「語言本能」的本質問題，結合「六四」歷史事件，略抒一己之見，就教於讀者諸君。
人類擁有語言本能的誘因
當代主流的語言學和心理學學派，早就同意掌握語言的機制是人的本能這個論斷（參見七十年代《喬姆斯基、皮亞杰兩學派關於語言的天性問題的辯論》）。最近人類學界，又在三、四萬年前進入西伯利亞的尼安得特爾人的基因組裡，發現了讓他們習得語言的基因。這些科學家們，正急想在中國發現的史前的人頭蓋骨，取得進一步的佐證（見2008年1/2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學報》）。所以人類，不分地域，不分種族，在這天賦的本能面前是絕對平等的。然而還有一點很值得追問的，是擁有這個本能的誘因，即人類在進入群體生活過程中悠然產生的表達要求。自創造語言後，人與人的關係就轉入一個新階段，不再單靠表情、叫喊和粗糙體態的原始表達方式，正如鍾士在《基因的語言》（Steve Jones：The language of the genes）說的：「言語，甚至原始的，還是比靠觸摸來安慰一個同伴好。」有了言語，人們的溝通就從感性提升到理性的層次，漸漸接近「暢所欲言」的水平。到發明了文字時，又為溝通創出新的向度，使本來靠口耳相傳的話能流傳下來。例如《詩三百》讓我們看到三千多年前人們如何暢抒己見。
今年（零八年）剛好是鼠年，讓我們念念《詩經》裡藉鼠寄意的《碩鼠》和《相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肯我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第一首，怨在高位的像大田鼠一樣，貪婪地搶奪他們的勞動成果，不體恤他們的困苦，就誓要另找樂土，雖然還不知道那塊樂土位在何方。第二首則憤激地訴說，老鼠的牙，雖然厲害，還不如某些人那麼貪得無厭，這些人不死，還等甚麼？
不過詩人把話說得那麼婉轉，特別是第一首《碩鼠》，猜想當時暢抒己見，已受到壓制。
這裡要強調的是，從認知角度看，暢抒己見是源出於語言本能的。但當這個單純的本能受阻，人們就產生對言論自由的要求和嚮往，因而在社會裡起著積極的、推進的作用而演變為「良能」。格言「不平則鳴」的精神就是這個後天的「良能」的呈現。古今中外，「不平則鳴」的事例不勝枚舉，中國近幾十年便屢見不鮮。然而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和污蔑，竟發生在國人殷切期待政改的期間，就特別令人痛心和失望。這個語言的良能遂和我們那根深蒂固的鄉土情懷，在「六四」當日摧生了一個順情順性的反應。
八九年「六四」那段日子
我所認識的在海外為「六四」事件而首次聚會的朋友，平時都不熱中政治，而絕大部分更不敵視中共政權。雖然自四九年後，也許曾間接或直接地受到國內連串政治運動的打擊，但在我國敦厚的民風陶冶下，他們的態度倒像錢鍾書夫人楊絳在《幹校六記》寫「文革」的體驗一樣，大都止於怨而沒有恨，只求從此以後，當權的汲取教訓，好自為之。舉牛津那位摯友一家為例吧。匡武、尚真一向關心國內科研發展，抱的就是這種寬容、體諒的態度。然而在那一夜之間，頓然省覺事態嚴重，黨和政府又重蹈覆轍！他們大清早起來，順手掀起白床單，寫上標語，帶著孩子們到倫敦中國大使館抗議去。為甚麼有這樣的猝然行動呢？他們再無法容忍對為民請命的學生武力鎮壓。在抗議中，他們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為了支持「八九民運」，他們很快就組織了「進盟」。參加的有來自各專業的華裔人士，此中有醫生、眼科專家、律師、航空力學、機械工程、數學教授、生化學、海洋生物、生態環境、社會科學、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員。接著又以傅聰演奏會籌得的款項作經費，編印了中、英文版《匹夫有責》期刊。這群本來是互不相識，散沙一盤的海外赤子之所以變得那麼介入，是因受到「鄉土情結」驅使的，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沒有政治成見，更沒有政治野心。我相信那時候在香港參加支持「六四」遊行的逾百萬民眾的心情，大多數也跟這小群的海外同胞一樣。再說，以當年香港的社會氣氛，如果沒有關懷家國的熱忱，他們會自願地、耐心地等幾個鐘頭才能跟上遊行的隊伍嗎？
鄉土情基因
儒家喜談的人性裡的「親親」，是否只是一種玄虛的倫理理想呢？且看本與儒家大異其趣的理察‧道肯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對親屬間互相關懷的天性的解說。他認為大自然選擇在不同的環境下最適宜生存的基因，讓其世代相傳。在這點意義上，用人格化的語言來描述，基因是「自私」的，它千方百計要讓自己被選上。然而正是這種基因的「自私」，導致動物界在不同的環境裡，呈現絕對自私和自我犧牲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行為。也就是說，正由於它，動物界才出現親屬間互相關懷的天性：因為不提供指示親情的基因，已經不斷遭淘汰。這樣看來，就算按道肯斯的基因分析，也可以對人性裡的親情作出解釋。
那麼鄉土情跟親情是不是一樣，也有互相關懷的傾向呢？上文剛說過，鄉土情既鮮見於中外哲學文獻，看來也沒在基因研究裡作過探討。可我認為，鄉土意識是個非常古老的情結，它的歷史原點，該是人類因遭逢聚散的刺激而產生的。在悠久的時空間形成的情結與家屬血緣觀念緊緊扣在一起。雖然如此，兩者畢竟有明顯的差別，尤其是在嬰兒階段，親情意識是個體的、純感性的。所謂血緣觀念，其實是後天才體認的。至於鄉土意識，它的成熟期比親屬觀念來得更晚，有待青少年後，然而從幼年的親情，由近及遠地增衍到青少年的鄉土情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在廣度上有所識別。鄉土情因在理性和群體意識方面的加強而步入自覺的道德範疇。隨著社會的進步，人的思想日趨開放，帶有因小農經濟形成的狹隘的、保守性的「鄉土情結」會出現質的變化。上世紀初以科學救國為宗旨的渡洋留學運動，就是這變化的體現。魯迅是這變化過程中的典範。他廿一歲在「夜半倚床憶諸弟」的心情下，吟出「夢魂常向故鄉馳」，還把親情和鄉土情纏在一起。兩年後在日本，他寫下了盟誓式的名句「我以我血薦軒轅」，把個人的感性依戀提升和深化了。他個人的醒覺也帶動了國人的醒覺。
鄉土情結如禪宗所說的「月印萬川」，古今中外都可以體會到。然常因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際遇不一而各見精彩。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毅然置名利於度外，放棄到瑞典領獎以免突遭流放。他把對鄉土的感情，變成一股對強權堅決而不囂張的抗拒力量，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曾被譽為一代大提琴祭酒的卡薩爾斯（Pablo Casals 1876-1973），為了反對獨裁，拒返故國西班牙演奏。這是忠於鄉土真情的另一種表現，在態度上與帕斯特納克殊途同歸。我國名作曲家馬思聰，文革時逼得去國，在異地卻經常演奏他自己的作品《思鄉曲》，可見他的鄉土情並不因空間的隔阻、政治的殘酷而有所減弱、衰萎。王粲（177-217）《登樓賦》所稱道的「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他們都可當之無愧。
鄉土情的顯隱
對生我育我的鄉土的關懷，本來沒有政治色彩，本質上也是很被動的，它的表現是不得已的反應。鄉土情之於家國民族，猶之如體內的白血球，健康時沒甚麼表現，但當身體受到侵害，它的潛能就呈現。同樣地，遇上外來侵略者橫行霸道或當政者腐敗無能，引起國家、民族危機時，鄉土情就會發揮它的保護、抵抗的作用。回顧自「鴉片戰爭」後，我國因長期的內憂外患，把對鄉土的感情推到頂點，驅使像秋瑾、譚嗣同，以及後來為抗外侮和救民於水火而獻身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華僑在推翻禍國殃民的滿清政府，尤其起著顯赫的作用。
可是久居海外的赤子，今天不須再像早輩的華僑，每以回歸行動來響應祖國的呼喚。孫中山先生的年代已一去不復返。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軍事力量的充實，用不著我們擔憂國家主權受到侵犯。經濟發展也起了變化，足以承受一些較大的自然或人為的災害，毋須像徐悲鴻卅年代末，以孱弱之軀兩度在星馬奔波，賣畫賑濟國難中的災民。（見網址www.yaushunchiu.net）。好些尖端科技發展得也頗驕人，已不必像當年倚重錢學森那樣的「外援」。這個局面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不再老是為鄉土的憂患而哀傷。相信此後國運好轉，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在物質上受到照顧，精神上受到尊重。在這新情況下，國外的赤子對故園關懷和焦慮的重點，也轉為關注和支持政治改革，督促政府反貪污反腐敗。可惜事與願違，十九年前的「八九民運」，又以沉痛的「六四」事件遭壓下去。至此，海外的，包括回歸前香港同胞，就不得不聲援爭取言論自由，為民請願的行動。雖僅是精神上和輿論上的支持，然能及時作出必要的反應，也可算是既沒有埋沒鄉土親情的陶冶，也無負家國的期望，亦無愧於自稱「膚色是炎黃；籍貫黃土地；信仰故鄉情。」（見今年拙作《寫照》）
人們常把其生長的大地比作母親，如胎兒之於母懷，都帶有親近感和認同的印記。在山東地區有用沙袋育兒的傳統。把嬰兒放在細沙土內餵養，以沙土作尿布，讓他仰臥在沙袋裡，直到可以站立行走。我今年為「六四」寫的《懷內懷外兩搖籃》的意象也一樣，學步時的那塊土地是母懷的外延。然而無論親情或鄉情的精神潛涵，都須要後天自覺的善養和環境的造就，才能充實和發揮。
歷代以來，以血緣為中心的親情，和以大地為象徵的鄉情，雙雙纏繞著詩人的心靈，深深的走進他們的「詩維」裡。在詩的形象中，對親人的感情，或親人所感受的，跟對大地的感情，或大地所感受的，都是等同的：像艾青（1910-1996）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為甚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舒婷（1952-）的「我愛土地，就像，愛我沉默寡言的父親……我愛土地，就像，愛我溫柔多情的母親」。這兩代詩人的借喻，像一面鏡子，從這個角度看，是他們心中親人的影子，從那個角度看，是他們眼裡大地的輪廓，是一而二，二而一。所以當有人為因「六四」流亡海外而感慨地說：「得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我們心裡就明白他們究竟失去了甚麼。
「六四」遭鎮壓前的我，心裡還奢望著，那些在多次政治運動中經歷過挨鬥挨整的領導層成員，會認識到我們這次反應是沒有敵意的，只是由鄉土親情掀起的浪花。可沒想到國內卻不斷傳來採取愈來愈強硬的措施的消息。聞一多說過的「海洋不騙她的浪花」幻滅了。本來可以是短暫的浪花，變成了歷年不衰的怒濤。把「六四」問題弄得那麼僵，該由誰來負責，由誰來解凍呢？不言而喻，不是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
要是當政者總是不睬不理，那麼忠於信念的我們，隨著對鄉土的深厚感情，對言論自由的嚮往，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不能置諸不理。
（後記）：本文於四月間完稿，當時尚未發生四川大地震，所以沒有談及。現在，謹向地震死難者致以深切哀悼，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同時，我在巴黎也發起了賑災募捐。
（五月三十日）
（原載於二○○八年六月四日《明報‧世紀》）
《三言堂》的「一言」（之十七）一寸春心（2009年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