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附錄：我所知道的司徒華（文：高爾泰）
附錄
我所知道的司徒華（文：高爾泰）
相識雖新有故情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出獄後走投無路。香港「支聯會」派人潛來成都，引領我和小雨（作者夫人──編者注）兩個，從地下通道越境，到了香港。香港已近「回歸」，形勢非常複雜。東道主為了安全，安排我們藏身城郊，避免曝光。每次來看望，都要帶大摞報刊，以便我們瞭解外面的情況。
報紙上廣告娛樂八卦很多，國際國內要聞很少，有深度的報導和評論更難找。一個單向度政治動物，乍到商業社會，一時間很不習慣。記得第一次看到一本週刊封面上通欄一號黑體大字「發達青年爭當大富豪」，配以兩排年輕人志得意滿的相片，很錯愕。
那是迷茫的歲月，和人溝通也難。不懂粵語，只是一方面。即使是講國語的，而且價值觀相同，但因為語境、經驗、感覺方式和思維方式不同，往往也難。即使是讀大陸的流亡者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也時有陌生之感。似乎歷史巨浪回歸大海以後，那頂端飛濺出來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海外民運內鬥，觀之憂心忡忡。面臨角色轉型，更無思想準備。沒有海外關係，沒有外國學位，不善交際，拙於言辭，又不懂英語，不知道去到陌生的世界，怎麼能自食其力。失落感和無力感之外，加上生存的憂慮。所幸所住環境很美，是一個海邊漁村。連天雪濤，卷地潮聲，可以消憂。
一個夏天的中午，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和他的幾位同仁，冒著烈日高溫，同來看望我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老教師形象，優雅而平民。頭微禿，腦門寬廣，顯出睿智。眼鏡後面的瞳仁裡，透著一股子悲天憫人之氣。臉上幾條深刻的皺紋，剛毅堅韌，似乎是性格的標誌。十幾年白雲蒼狗，多少事出乎預料。但對先生的這個直覺，後來證明沒錯。
因為關心，所以細心。一見面，先生就注意到，我和小雨說話，一涉及政治議題，聲音就會低些。他提醒我們，不用再怕了，現在可以大聲說話了。同來的張文光先生笑道，我們住在他家時，我的衣服口袋裡塞滿廢字紙，鼓鼓囊囊的。他勸我沒用的就隨時丟掉。我不，總要撕得很碎才丟。先生說，沒必要，再沒人揀了去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我說我全知道，只是積習難改，自動化了。先生說他理解，長期生活在特殊環境裡，養成的習慣最難改。我說，我通過困難地拋棄著從前困難地學來的東西，也更真切地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他說，只是脫離了當前危險，自由還要繼續爭取。我說「九七」以後，定會慢慢收緊。他說，那是肯定的，但我們會盡量頂住。語音平淡自然，渾不似易水西風。
兩岸三地同一夢
聽他們互相談話，知道周勇軍、熊焱……先後都出來了。我問，聽說你們的營救計劃，叫做「黃雀行動」是嗎？張文光先生說，「黃雀行動」這個名字，就是司徒華先生取的。司徒華先生說，是借用曹植的詩意：「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我原本喜歡漢魏詩，念了接下去的兩句：「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說，我們真的很感謝。
十幾年後，有人在紐約接受《世界日報》記者採訪，說「黃雀行動」是一位演員發起和命名的。意思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不知道這個說法的根據，只知道誰救了我。而且老共不是螳螂，與黃雀相比，起碼是一架B52飛機，其奈蟬何？後來我問先生，何不說明真相？他引用了一句古書：「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後話。
那天跟大家一起，到附近的一個漁業碼頭吃海鮮。席間他問我，香港報紙，喜歡哪家？我說《信報》。他說他也喜歡《信報》，較有深度。說到具體例子，逐漸如逢故人。說起我的文章，他問，看我的履歷，沒多少時間讀書寫作，那些東西，怎麼出來的？我說，小時候愛看書，雜七雜八。大起來沒書看了，只能寫。主要是在勞改農場偷偷地寫的，保存比寫作更難。後來發表時，穿靴戴帽，打擦邊球，得到許多傑出編輯的幫助。
殘餘的初稿，隨身帶出來了。回到住處，拿給大家看。是些用很小的字寫在隨手弄到的小紙片上的東西，不易辨認。先生仔細看了，說不容易。問我那個執著，來自甚麼動力？我說，談不上動力，只不過是刀俎上的魚肉，在尋找存在的意義。此外，我們還帶了些書畫作品，路上丟失不少。剩下的，也拿給大家看了。先生環顧左右，同大家商量了一陣，看有沒有可能，給我們辦個畫展？
翌年五月，《中國夢》畫展在香港大會堂隆重開幕。除了我和小雨的作品，還有我們在大陸的畫家朋友戴光郁、曾循、曹勇……等具有反叛意義的作品。支聯會派人到大陸各地，找到畫家本人，將作品秘密、安全而迅速地運送出來，工作效率之高，著實驚人。
畫展不僅是畫展，也是一次大陸知識份子反叛精神的展覽。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的憧憬，是兩岸三地人們共同的憧憬。從人潮之洶湧，反響之熱烈，我也看到了由支聯會帶動起來的、香港市民的政治熱情。身份既已曝光，香港不可久留。畫展一開幕，我們就去了美國。行前接受美國之音、南華早報、亞洲電視台的採訪。每提到支聯會的幫助，我都不禁要說，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有資格受此深恩厚澤
「江天如墨我飛還」
來美十幾年，謀生甚不易。不管有多少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司徒華先生的友誼，始終如一。他每次來美國，都要見見面。一年一度的賀卡，從未少過一個，都是給我和小雨兩個人的。每有新書，必惠贈，也都是給我和小雨兩個人的，至今已積累到十五本，是我們珍貴的藏書。
初到時，我和小雨租住在一戶人家後院的洗衣房裡，小得來了客人沒地方坐。這是我來美後第一次和先生見面的地方。一位關樹越先生開車，送他來，接我們走，作東請我們吃飯，然後又送我們回家，盛情可感。同座的先生的妹妹，送了小雨一掛珍貴項鏈，愧無以報。席間同大家交談，才知道先生獨身。初戀女友未婚仙逝。先生遵守她臨終時的囑咐，受洗為基督教徒。深情永駐，一生未婚。我們兩個聽了，更是感佩不已。
香港回歸以後，支聯會處境險惡，先生和同仁們頂住解散壓力，繼續堅持抗爭。年近古稀，不辭勞頓，到美加等地募款。行色匆匆之中，約我們在紐約他的外甥女兒家見面。只有一室一廳，他就在廳裡開地鋪過夜。其實募款很成功，可以住旅館。他不，只是為了省下錢來，給支聯會開展工作。我想清廉無私如此，也是他「門下有許多死士」（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話說），在海外民運低潮時期，支聯會仍能一枝獨秀的諸多原因之一吧。
鑒於自己的經驗，我勸先生移民海外。他說許多人都這麼勸他，但他反覆考慮，還是下決心回到香港那個自由與奴役鬥爭的前線。那年他賀卡上的集句，是「世事滄桑心事定，江天如墨我飛還」。
可真是江天如墨。一方面「烏雲壓城城欲摧」，一方面「白狐跳樑紅狐立」，波譎雲詭。所幸先生並不孤獨，支援和追隨者眾，同時，也得到民主潮流中其他力量的配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許多原先不問政治的香港市民，都起來為維護人權法治而走上街頭。反對二十三條，要求普選特首，動輒萬人空巷。一年一度「六四」忌日的維園燭光晚會，盛況不減。
文章觀海波瀾闊
壓力下和阻力前的民主潮流，並不是單一向度，內部見仁見智。我最欣賞先生的一篇和朋友商榷的文章，題目叫《一闊臉就變》，批評李怡先生的一種觀點。李怡根據「老一輩革命家」建國前的言論，斷言中國的問題，是「這一代領導人」未能繼承其前輩的「社會主義真理、民主理想的信念」。先生指出，四九年後「荼毒百姓、誤盡蒼生」的，正是所謂的「老一代革命家」。他們並不是蛻變了，而是以前掩蓋著的專制本性，在取得政權以後徹底暴露。
先生的許多政論文章，都是這樣，寥寥幾百字，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這不僅是思想的力量，更是人格的力量。如果沒有對於勞苦大眾的真愛，深知他們的根本權益所在和鍥而不捨地為此奮鬥不懈的精神，就不可能在如此詭異多變的語言迷宮中幾乎是直覺地把握真理。換言之，如果生命不和道路合而為一，如果道路不是通向愛，那真理就不是真理，先生就不是先生。
先生的路，一直是這樣走過來的。他當初選擇教育職業，就是為了服務於勞苦大眾。他早年所寫的《自述》，說得十分清楚：「余少小家貧，迭罹失學之痛，幾經困頓，始卒所業。因感身受，乃入師範，以百年樹人為己志。」辦了四所小學，全在基層市民地區。所收學生，全部來自勞工家庭。不問多困難，堅持四十載，不是偶然。
勞工子弟中，湊不齊學雜費的多，有其他各種困難的多。先生要求班主任們凡有家境貧寒交不起學雜費的孩子，都要知會他。他用自己的薪資代為墊付，以後何時歸還和歸還多少不計。一位班主任逕自向一個真有困難的學生催索欠款，他知道了很生氣。另一位班主任當眾嚴厲責罰一個犯錯誤的學生，不顧及孩子的自尊心，他看到了很痛心。他批評了兩位老師，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強調愛心和耐心是教師的專業精神。
讀他的《校長，俾次機會我》、《三個頑劣學生》、《他在生日那一天退學》，我和小雨特別感動。這些各式各樣的問題兒童，都因為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幫助，得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樣，在後來走向社會、散佈到世界各地以後，對他懷著永遠的尊敬和感謝。九十年代他到美加籌款，歡迎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他當年的學生，有的還記得他當年說過的話，告訴他說，那幾句話影響了自己的一生。他寫道，學生的成功和感謝，是一個教師最大的回報。自己「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作為歷史使命，能服務普羅大眾，已無憾」。
除了教書育人，他還創辦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發起和領導了抗議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以掩蓋侵華史的運動；推動了爭取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第二次中文運動。一九八五年，香港首次有民選的立法局議席，他以「鞠躬盡瘁，貫徹始終」為競選口號而一舉當選。因為香港人知道，他所「貫徹」的是甚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可見英雄城市的政治智慧。
「一笑心輕白虎堂」
作為民意代表，他成了中共中央的統戰對象。先是被邀請到北京，參加《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後又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進入國家機器上層。李鵬請吃飯，萬里來作陪，很尊重的樣子。這種統戰策略，向來效率卓著。香港一些頭面人物，也難免受寵若驚，逐漸媚容可掬、甚至為虎作倀起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功能，是否會淪為「人大」、「政協」式的橡皮圖章，一開始就令人憂慮。
在草委會的一次宴會上，即席發言者，多為黨中央背書，言畢眾人鼓掌支持，一如人大政協的場面。司徒華先生起立，講了一個老國王尋找繼承人，最後發現只有全民直選國王，才能長治久安的故事。話音落下，眾人面面相覷。整個「白虎堂」上，一片鴉雀無聲。我想像那個景觀，不由得肅然怵然。我覺得那個畫面，應當永留青史。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為抗議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他宣佈退出草委會以示抗議，並於同年創建和領導了支聯會，致力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作為立法局議員，他於「回歸」後被迫「落車」，但很快又再度當選。直到二零零四年七月宣佈不再參選，才告別工作了十八年的立法局和立法會。
寧靜淡泊以明志
一退下來，就有一位富豪寫信給他，表示願捐鉅款，辦一個以「司徒華」命名的私立學校。他謝絕了，說，我以前在基層市民地區辦學，是為了服務於勞苦大眾，以有教無類為宗旨。現在來辦私立學校，已沒有了這個意義。言辭委婉，而態度堅決，幾經交涉，此事作罷。
甚麼叫「淡泊以明志」？這就是。這個「志」，不是有意識地「立」起來的，而是他為人的必然。心有大愛，而又無家無後。澤被勞苦眾生，成就了他始終一貫地站在下層人民弱勢群體一邊的政治人格；澤被青少年一代，成就了他把所有的孩子都當做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大教育家風範。這種精神，和他在愛情上守真志誠、執一不二的態度完全一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挫折的。
甚麼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就是。悲天憫人的人格特質，植根於生命本體。有諸內而形諸外，自然就有了「德」。深知底層的需要，自然就有了「智」。和大家風雨同舟，自然就有了「體」。被大家視為自己人，自然就有了「群」。「修辭立其誠」，「能以精誠致魂魄」，自然就有了「美」。德、智、體、群、美互補，自然就有了文。
讀先生文，如沐春風。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經濟、教育、文藝、兵法，宗教、哲學、正史、稗史、民俗、方言、志怪、謠諺、氣功，詩韻詞牌、風水八卦、修辭和審美……信手拈來，都成妙諦。雜學旁收，而又貫穿著同一種人文精神。彙編成書，得十又五冊，一以貫之。
書中不少篇章，勸人讀點兒閒書。他所謂的「閒」，實際上是一種審美的態度：一種無目的、非功利、不以心為形役，純粹依個人的興趣隨意觀照而得到的快樂。他說，這樣才能讀得博和雜，讀得入味。忙裡抽空讀，入味方得閒。得閒才能放下，放下才能拿起。暫時放下後，重新拿起時，人已經充了電。
這樣的讀書態度，和他淡泊以明志的人生態度是一致的。由於有這種態度，所以能日積月累，不期然而至深厚淵博。深厚淵博，自然能厚積薄發，一片天光雲影，萬千源頭活水，成書於無心之間。是知砥柱中流者，非必抱石懷沙。滿腹經綸者，非必十年螢窗。「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聽從心靈的呼聲，忠於自己的良知就行。
古人論學，首重「通人」，而非別才。「別才」乃今所謂之「專家」，「通人」則除了多方面的學問，還要有知識份子的擔當。但是這個「擔當」，若非「淡泊明志」，和功名利祿的關係就很難理清。先生的使命感，先生之集教育家、政治家、學者、作家於一身，正是藉淡泊以明，藉寧靜以致。一路走過來，幾十年如一日，能有幾人！
更不容易的，是他始終謙卑，保持著一貫的平民本色。作為支聯會主席，和義工不分彼此。或於人潮洶湧之中，在街頭派發傳單；或到春節年宵攤檔，給市民們書寫揮春。聽說今年（零八年）春節，從一月一日到二月七日凌晨，七十六歲的他，寫了一百二十九個小時的揮春，為支聯會籌得二十五萬多元。
他寫揮春，主要不在籌款，而是服務於香港市民。寫時端坐懸腕，全神貫注，充分表現出他對於草根階層的愛與敬，親與近。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那些剛柔相濟、元氣淋漓的墨寶，恰好是他那悲天憫人，始終如一，「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的象徵。
此刻，聽說回歸後的香港當局，終於圖窮而匕首見，要以言論罪，傳他上法庭受審了。我們深感震驚，又愛莫能助。急就此文，以示聲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們知道，站在被告席上的司徒華先生，是一個怎樣的人。
（原載於二○○八年四月號《動向》）
《三言堂》的「一言」（之十六）青山不老（2008年7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