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六四 （文：游順釗）
十七年的時距，給我們提供一個有利於回顧與前瞻的觀察點。天安門廣場上爭取民主的吼聲雖仍繞縈於耳，國情、民情卻在加速演變中，出現了迫切的、複雜的生態環境危機。民主運動要對這個民生問題作出及時的回應，才能更有效地繼續發揮「六四」精神，在群眾中取得更廣泛的共識。
一、經濟增長，歪風上揚
經過十多年連續的經濟增長，大部份人民的起碼溫飽，雖可說解決了（但並不等於脫貧），然而社會的歪風並沒給壓下去，相反地還變本加厲。貪官污吏如水銀瀉地，連醫院也成了徇私舞弊的溫床。城鄉間、城市中的貧富懸殊加劇，15%的人擁有全國存款的85%，而這懸殊還帶有明顯的代傳代的趨勢。農民常因徵地賠償不公，與軍警衝突。工業、礦務生產線上，廠商欺壓工人，剋扣工資，隨時勒令加班加點；礦主罔顧人命，明知礦坑有安全隱患，仍叫無經驗的農民工下井挖煤。
近年來，工業環境保護的失控，引發了多方面的生態性的災難。去年（零五年）底的松花江跨國食水污染事件，震動全國上下，揭露了這生態危機。這危機其實已潛伏多時。雖說不應盡由目前的領導班子負全責，然長期以來上無遠瞻，就難免貽害子孫。
松花江事件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了幾句實事求是的話，點出險阻的生態航道上的冰山：「環保是我們這一代能否安然度過的問題。三分之一國土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五分之二已成為劣質類水，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一千五百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國佔了五個。」
人們需要兩個正常的生存環境，一個是社會的，一個是生態的。這兩者固然不能分割，暴露問題的時機可有先後。假設當年天安門廣場是中國社會環境的毒瘤癥結處，經過十多年來經濟上對自然資源的無饜索求，這毒瘤已擴散到全民的工作、居住、食水、空氣等日常的、基本的生態環境上去。
全國災難性的社會︱︱生態現象，是罄竹難書的。在這「六四」十七周年紀念之際，本文列舉幾個嚴重生態現象的縮影，作為在這新階段裡，探討如何保持和深化民運動力時的參考。
二、上天下地，無處可避
這些年來，為了追求暴利，貪婪無厭地挖取大自然的資源，各省的生態環境在不同的生產線上，終於紛紛敲起了喪鐘。河水與地下水化學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廢物污染等，正在迅速對國家構成致命的威脅；大量使用化肥，導致地質惡化；沙漠在擴張，湖泊在縮小。其中以水污染最令人心憂。
國家環保總局也指出，零一至零四年災害性水污染事件共三千九百八十八起，平均每天三起。中國環境科學院趙章元教授透露：「全國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人大常委會水污染檢查組去年發現七大水系中劣五類水佔30%。例如黃河，除上游少數河段水質還勉強可以，其餘常年為無用的四、五類的劣質水。」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王如松研究員說：「因只考慮經濟利益，化工石化行業都看中江河沿岸、城市的近區。一旦發生環境事故，後果將不堪設想。」想當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那口號喊得多響亮，現在卻流著的是劣質的河水。原定於二零零零年把淮河流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四省的河水「變清」，供應能飲用的水。六年過了，這個計劃的實現似乎還是渺渺無期。
潘岳承認，松花江事件後，今年（零六年）頭四個月全國發生與水相關的環境污染事故次數，已超過去年的總和！甚麼時候才能煞住這個下滑的趨勢呢？他沒法斷言。我們還要懇望即要完工的「三峽工程」和快將出爐的「南水北調計劃」，千萬別出事。
三、煙害全民，政府是問
全世界有十億多煙民，每年因煙致死的有四百萬。中國煙民現有三億二千萬，即使不分男女，連嬰兒也算在內，四個人就有一個煙民！據統計，八個抽煙致死的，有一個是因抽二手煙。按此推算，中國每年起碼有廿萬人枉死。
農民也避不過這個厄運。在農村，呼吸病症為十大死亡原因之首，而這個死因在城市裡只排第四！無論大氣污染情況壞到怎樣的程度，農村的空氣總不會比城市裡的更差吧？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反常現象呢？煙霧是室內最危險的空氣污染，尤其是在人口擠迫和沒有適當通風系統的國度裡。在農村，冬天是最糟糕的季節。此時抽捲煙的煙霧還加上燒火取暖的煙霧。農村居民在這雙重煙霧籠罩下，受盡困在室內污濁空氣的折磨。
為甚麼不趕快著手應付抽煙這公害呢？九零年五月三十一號的「世界戒煙日」，中國的電視台、報刊煞有介事，進行宣傳活動，作出壓抑抽煙的姿態。然而虎頭蛇尾，煙禍繼續失控，之後對抽煙遺害國民健康的嚴重性近乎熟視無睹。我非常懷疑政府沒下決心抑制這個惡習，是要維持這項重大的稅收利益。據中國煙草總公司的統計，抽煙的消費，佔一般家庭戶主收入的12至15%。這項稅收多可觀啊！可知道，中國煙草公司是唯一賺大錢的國營企業，其他的都多虧本。每年這麼多人因這煙公害致死，卻沒形成一股社會申訴力量，逼使當局制定對策。不把煙公害的真相暴露出來，啟發民眾，那麼死一個，死十萬個，都是「咎由自取」，政府毋須引咎交代。然而我們認為，當權是要把好關的。在這煙公害問題上，黨政大員雖非始作俑者，亦難逃失職之責。
近來中央傳出要就河水污染事故建立「問責制度」。我們應該督促他們盡快實踐這個諾言，不單只針對那些無從抵賴的、集體的、區域性的污染，同時也要推及與煙公害失控的有關部門。作到這點，將是在維護民生、民權路上，跨出一大步。
四、醫無保障，雪上加霜
在這個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現下的醫療制度絕對不敢恭維：假藥滿天飛，冒牌大夫到處撞騙，醫院看病亂收費，醫生大收紅包，醫護人員向病人強行推銷藥物，怎能不叫人「談病色變」！山東濟南一些醫院，竟給病人輸工業氧氣，但仍按醫療氧氣收費；齊齊哈爾的假藥在全國推銷，導致中山大學附屬醫院九人死亡。諸如此類的不法的、不人道的行為，真是不勝枚舉。一位最近還在北京一家醫院服務的大夫跟我們說，醫院裡看不過眼的事太多了。還有點醫德、良心的同業，要不心碎，也早晚會給累死。前人說，生不入衙門，現在的醫院跟衙門一樣可怕，有病無錢就別進來。這說明為甚麼農民工為了籌備醫療費，逼得帶病作業。一次小小的手術，就要動用一個農民工好幾個月的工錢，大的，動輒以十萬八萬計，窮人家就只好死了心，聽天由命。
五、礦難頻頻，草芥小民
煤礦事故本身雖不是生態環境問題，然而歸根究柢仍是不擇手段地掘能源的必然惡果。從九零年到現在，全國每年煤礦事故死難人數都超過一萬（官方數字則介乎五、六千之間，那顯然偏低）。較輕的礦山事故，即死亡人數在九個以下的，差不多兩三天就有一宗，跟交通意外一樣，不算甚麼新聞，外電也懶得報道了。只有聽到那些特大的礦山事故，像零五年二月遼寧阜新孫家灣煤礦（二百一十四人遇難），八月廣東梅州大興煤礦（一百二十三人），十一月黑龍江東風煤礦煤塵爆炸（一百七十一人）等，人們才又醒覺起來。行文至此，中新社五月二日電又傳來噩耗，陜西子長縣煤礦瓦斯爆炸，井下三十二名礦工全部遇難。
煤礦事故無論大小，都是悲劇，都是充滿血淚，叫人心酸的。農民工因貧困而產生「出去一個，脫貧一窩」的幻想，以期救家人出生天，部份更逐漸演變成絕境的「死了一個，脫貧一窩」，索性與死神打賭，把性命這最後一注也押上去了。
一些農民工，在二十萬元人民幣賠償的誘餌下，鋌而走險。他們明知礦井是個死亡陷阱而不顧。在各省裡，這些死亡陷阱，大大小小，究竟有多少則不得而知，然而單是零五年下令封閉的就有一萬五千。目前四億二千萬農村勞動力中，至少有一億六千萬剩餘勞動力可充作農民工，他們之中最低層的很可能被誘去填塞礦坑的無底深洞。為此，我寫了這幾行詩句，聊泄悲憤：「……覆蓋著臨時工的青白殮布，在泥土與煤屑混成的褐色的土地上，刺眼地排列著死亡的數字……」（《井口上的祭壇》）
六、結語
社會是個海洋，是動態的，固然，間或也有較寧靜的時刻。可是不可能老不動，老不動就是一湖死水。社會運動，就是這個海洋的浪頭，它的衝擊力是多層次、多向度的。試看「五四」的第一浪，是因列強瓜分中國而激發的。自後，隨著形勢的演變而與時代的進展合拍，終結穴於新文化領域中。這種轉向，是重大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長期產生影響力，使我們可以從中取得經驗教訓。今天作為與「五四」並列的轟轟烈烈的「六四」民主運動，也應有它的演進軌。事有湊巧，「六四」紀念日的第二天，六月五日是世界的環保日。把這兩個日子的紀念內容連起來，也頗順理成章。正如上文潘岳說的，環保問題的根源不是專業的，是政治的。
古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國家必須有一個互相制衡、相反相成的政制作保障。但在一黨專政，「人大」空有其表的情況下，人民失卻監督和制衡能力。出現這些嚴重的社會︱︱生態現象，責任就只能直指以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
胡錦濤掌舵後，強調不久將來實現的「小康社會」的美景。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生態環境，就算十五年後國民平均收入真的達到計劃中的三千美元，也無濟於事。國土將像一艘輪船，承受不了貨物的壓力而沉歸海底。
現在又一次是《國歌》裡那句駭人的歌詞「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時候了。可是這一回，召喚民眾把「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是沒用的。我們跟大自然作對，辜負了養育我們的天空和大地，將四面八方受敵，無處可避。洗天風雨必要及早到來，要在全國盡快上演環保的「除三害」。事不宜遲了，讓春風再綠江南岸，淨水重灑我神州的明確日期，應列入急切的國務議程表上。
（原載於二○○六年六月三日《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