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二十年風雨崎嶇民主路，

二十年風雨崎嶇民主路，

我的學生會看見普選嗎？

（○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民主派在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一二‧四」遊行誓師大會。我在會上說：

「那位可敬的七十八歲長者，問：『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他的年紀比我大，但我的年紀也不小了，還只欠三個月，便整整七十五歲。我不會提出與他同樣的問題。今天是誓師大會，我只向大家宣布我的誓言：我一定永遠與大家在風雨崎嶇的民主道路上前進！即使實現了普選，民主政制仍須鞏固發展，我也一定繼續與大家一起前進，直至心臟停止跳動的那一天。心臟停止跳動了，倘若有所謂在天之靈，也還是會與大家並肩攜手！」

年輕時，捱過飢餓，受過刺刀的威脅，身經目睹種種黑暗腐敗，渴望出現一個民主富強的祖國，香港回歸這樣的一個祖國。這已是大半個世紀之前，說來話長，暫且不提。

「二十年在野」何時說的？

一九八五年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從參加工作的第一天開始，就與李柱銘兄，為爭取一個香港回歸後的民主政制而共同努力。在香港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和推動民主運動。

八六年舉行了第一次高山大會，首次把支持民主的朋友集結起來，通過了一百九十人簽署的「一九○方案」，訂出了八八年立法局議席要有一半直選產生的爭取目標。八七年再舉行第二次高山大會，議決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合委員會，作為領導和推動民主運動的組織。不久，召開了爭取八八直選的維園群眾大會。

為了抗衡，工聯會稍後也在維園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喊出了「只要飯票，不要選票」的口號。聽到這個口號，我心裏很感覺到悲涼：怎麼自號最先進的階級，竟然喊出這樣的口號，不顧人的尊嚴，自貶為只求填滿肚子的動物呢？不知今天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工聯會代表，是否還記得喊過這樣的口號？

八七年秋，民促會派出八名代表，包括楊森、李永達、何俊仁、張文光、馮檢基、朱耀明、麥海華和我，前往北京，會晤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提出港人的民主訴求。李後很懇切地與我們交談，並設宴款待。他說：抗日戰爭期間，他在山東打游擊，擔任報紙記者，民主也是他年輕時的理想，所以回歸後香港會有一個民主政制是不成問題的。他還說到：建國後，日本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展覽會，掛出了日本的太陽旗。他一看見，就想起日軍的姦淫擄掠，流下眼淚來，感情上無法接受。

交談和晚宴後，大家興奮得不願回酒店休息，在天安門廣場上散步談天。我還是較為冷靜，「二十年在野」這句話，就是那時候對他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太樂觀了，即使這「二十年」不是從那時而是回歸後算起。

「雙查方案」嗚呼哀哉！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港大學生會，致函總理趙紫陽，要求回歸後的香港，能夠實現民主。趙回信說：「港人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這句話，又叫大家興奮了好一陣。現任總理溫家寶，當時已是趙的助手，現在他還記得趙說過這一句話嗎？

草委會通過了極其反動的關於政制的「雙查方案」，激起港人憤怒。大專學生焚燒《基本法討論稿》，我參加了民促會在新華社門前的廿四小時抗議絕食。

新華社有一位邱姓青年，每次港人草委回國開會，隨行負責照顧生活起居。「雙查方案」通過時，他苦著臉對我說：「我的下一代也看不見香港的民主了！」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我在佐敦道裕華國貨公司門前，「嗌咪」呼籲路人簽名。他走近來，簽了名，對我說：他已離開新華社，往來港深經商。

「雙查方案」通過後不久的一次草委小組會議，一位上海的草委，悄悄地告訴我：「雙查方案」的通過是意外，官方提出的方案，沒有那麼保守。查濟民和查良鏞提出的方案，是在官方方案之後，而且在開會討論前一天的晚上才交來。中方的草委事前來不及舉行黨團會議，傳達指示，因此大家都以為「雙查方案」是官方授意提出，去取代原來的官方方案。他們忖測，愈保守就愈是官方的意見，於是都投票贊成「雙查方案」而通過了。我聽了，心裏大叫：嗚呼！哀哉！

在廈門舉行的一次草委，許家屯說晚上要到我的房間來談天。其後，他沒來，卻來了毛鈞年。毛說許臨時有事，由他作代表傳話。他說：有人說沒有八八直選，回歸後也不會有直選，這是不確的，回歸後肯定有直選。我問：既然回歸後肯定有直選，只要名額上不超越《基本法》的規定，為甚麼不接納民意，在八八年就有直選呢？他說：恐怕愈滾愈大，愈來愈要求多一些名額。我說：只會是好事，才要求愈來愈多，這證明了直選是好事，好事為甚麼不快做！他無言以對。

今天的北京明天的香港

在廣州舉行的一次草委，一天，我與中方的草委錢偉長相對吃早餐。他對我說：如果香港舉行直選，便會被黑社會控制，都是黑社會人物當選，所以他們反對。我不知怎樣向他解釋，只能苦笑。他到底對香港有多少了解，大抵這是官方向他的傳達。

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是港人的民主大洗禮。遊行中的兩條橫額，我至今還記憶猶新：「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今日君軀歸故土，他朝吾體也相同」。港人的民主意識大為提高，九一年終於有了香港歷史上立法局的第一次直選，雖然議席不多。這次直選，民主派取得大勝。

九二年，彭定康接替衛奕信任港督。他與中方進行了十七次政制談判，毫無結果而破裂。那時候，他在《基本法》的框框內，提出「新九組」，擴大一些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所以，九五年的選舉，曾健成（阿牛）也能在建築界功能組別當選。當通過這新選舉辦法時，立法局內氣氛很緊張，甚至魯平從北京打電話到立法局的前廳來，找彭震海做游說。

回歸前夕，民主運動的焦點，轉向反對直通車被毀和臨時立法會。絕大部分的民主派立法局議員，為反對臨時立法會，於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辭職。九八年立法會的選舉，民主派又獲大勝，證明了人心的背向。

「四十年謝師宴」時來可待

回歸後的一九九八、二○○○、二○○四年的立法會選舉，都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但《基本法》規定，到二○○七年可檢討修改政制，於是○七、○八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升，政制改革又成為民主運動的主題。

雖然○七、○八雙普選被人大釋法否決了，但人心不死。來著的十二月四日遊行的口號，就是：「反對政府政制方案，爭取民主全面普選」。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迫使《廿三條》立法擱置，打垮了葉劉淑儀和董建華，顯示了香港的強大公民力量。希望這公民力量又再一次顯示。

這次政府的「政制方案」，不但沒有民主的循序漸進，反而是一個倒退。特別是它蠶蝕了民主派在立法會所佔的比例，一旦失去三分之一的否決權，政制便任由宰割，會倒退到不堪設想。所以，否決政府的「政制方案」，即使是原地踏步，也比大倒退好得多。要前進，首先要不倒退，原地踏步也是反倒退，以後才較易前進。

十二月四日的遊行，我一定來參加，一定走畢全程。這路我已走了二十年，一定要走下去。

我於一九五二年開始教書。早期的學生，大多超齡，很多現在都已在六十歲以上。我不會問：「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但卻要問：「我的學生有多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呢？」我希望在遊行中看見他們。

我要對四十年來教過的學生說：假如你們覺得我是一個好老師好校長，我曾教過你們懂得一些知識道理，請你們來參加十二月四日的遊行。

這是給我最好的謝師宴！過去，我從未吃過你們的謝師宴的！

（原載於二○○五年十二月三日《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