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 附錄：寫給這晚，維園

附錄：

寫給這晚，維園

（文：游順釗）

時間流逝，爭取「平反六四」這項歷史任務，就變得更艱巨了。那麼，這個擔子落在誰的身上呢？看看每年維園的燭光晚會，不就很清楚嗎？

全世界就只有這個小小的海島，有那麼多人堅持集會紀念。我一方面為香港驕傲，一方面也為這些同胞所肩負的道義重擔而憂心……

九七年，我參加了「回歸」前的那次「燭光晚會」。會場的莊嚴的氣氛，教我對生我育我的香港，有了新的認識。事隔多年，仍記憶猶新。我寫下《他日兒歌唱》，追懷那個晚上的感受：「北廣場，南廣場，片片燭光憶國殤，此夕夜最長……」

然而年初以來，我對「六四」有個隱憂。「六四」在這段時間成了歐、美政壇在對中國軍售應否解禁議論中的焦點。表面似乎是件好事，繼續引起國際的注意，可是中歐恢復這項交易是早晚的事，不是今年就明年、後年。那時候，「六四」在國際輿論上就會被架空，接的恐怕是被送進他們的歷史檔案館去，束之高閣。支持「平反六四」的輿論，將會出現相應的削弱。再加上時間的流逝，爭取「平反六四」這項歷史任務，就變得更艱巨了。那麼，這個擔子落在誰的身上呢？看看每年「維園」的「燭光晚會」，不就是很清楚嗎？全世界就只有這個小小的海島，有那麼多人堅持集會紀念。我一方面為香港驕傲，一方面也為這些同胞所肩負的道義重擔而憂心。江南有句諺語，「看人挑擔不覺沉」，這句話用在今天對「六四」紀念活動的旁觀者，是最恰當不過了。

維園呼應了天安門

「維園」原是那個號稱不落的太陽的大帝國，在接近它的黃昏時刻建造的。如果只是個銅像那樣的東西，就應該作為「毋忘」那類的展品，放進博物館去了。

人們在有意無意間，把這位大不列顛「老佛爺」的中文譯名，削剩一個「維」字，猶如把她的帝號那串字母縮成一個V。沒想到，自十六年前天安門廣場事件後，每逢六月四日，這個能容納八萬多人集會的「維園」廣場，頓時變為世界報道的一個焦點。在燭光掩映下，高舉V字的手勢，給「維園」這個名字增添一個歷史的光環。在南北兩地廣場激情的感染下，我為今年的「六四」寫了《燭林頌》，表示我對香港同胞的敬佩：「長安街上白衣郎，獨堵軍輪慨以慷；紫禁城前孤傲柱，爐峰海畔遍哀光。」首句裏的「白衣郎」，指的當然是八九年六月五日天安門廣場前，隻身阻擋坦克那位穿著白襯衣的青年。他給我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的堅定、沉、從容，已成為世人對抗暴力的文明典範。

我國運途多舛，百多年來，屢起屢落，不能不叫我懷疑我民族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這方面，我個人就長時間有灰暗的心態。不到一百年，中國經歷了兩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在這片國土上，曾湧現多少風雲人物！可惜大都後勁不繼，或晚節不保。革命浪潮一退，舊社會的歪風劣俗、醜行陋習，就全面死灰復燃。「六四」事件終於喚醒了我，給我新的希望，接「維園燭光晚會」令我抖擻，教我重溫香港的歷史。

我們香港驕傲的傳統

自清末以來，香港一直保存支持祖國革新、革命的傳統。在那段時期，香港雖是個殖民地，然而為了更有效地維持它的長期統治，英國也不得不引進，它本土的一些比舊中國先進的體制。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年好些改良派或革命黨人，都曾利用這個孤島的特殊環境，考察和借鑑外國的政制，以充實對祖國未來的策劃並在此地建立據點。前者有康有為，於一八七九年「薄遊香港」，親眼看到英國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地秩序，開始感到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優越。後者有以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為主的一連串的活動史實：一八九五年一月孫中山抵達香港。二月二十一日，「香港興中會總會」正式成立；一九○○年，附有《鼓吹錄》的《中國日報》在香港出版，館址設在士丹利街廿七號，五年後成為「中國同盟會」的口舌，並增刊《中國旬報》，一九○五年香港《中國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馮自由，把孫中山剛在東京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從此「三民主義」成了一個專用名詞流行於世。當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行動受到挫折時，例如一九○七年惠州七女湖之役，和一九一○年秋廣州新軍起義失敗，部分黨人便逃入香港暫避和養息。這一連串的反清活動，並不是靠港英的照顧，而是受到香港同胞的支持、接濟和掩護。「辛亥革命」後，又有一九二五年長達一年多的香港工人為支持上海五卅運動而舉行的「省港大罷工」。至一九四九年前後，香港對新政權的貢獻，今天的北京當事人，比我們清楚得多了。香港同胞赤子之心，是不容懷疑的，到今天還沒褪色。

患難日子醞釀真情

在平常的日子裏，愛國、愛民主的潛意識，是比較難體驗到的。一俟「八九民運」爆發，港人率先表示密切的關注和支持，接是兩次百萬人上街抗議政府的鎮壓。這都是港人關心國是傳統的顯現和明證。

同是生長在過去是殖民地的土壤，在民族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香港就沒長出像今年四月在台灣的丑角。在台灣南港中研院吃中國歷史的奶長大的教育部長杜某，身任為人師長的頭頭，竟然公開認為台聯黨魁蘇某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是應該的！蘇某是認賊作父，而杜某不知為了多少斤的「凍頂烏龍」折了腰，數典忘祖，黑白不分。在民族觀念、政治道義上，香港同胞與杜某、蘇某等人，何止天淵之別！

「六四」也使我的眼光放遠了些，教我認識到，要從全局去看國際注目的港、台、西藏等問題。全國各地都應不分彼此，不走獨立那條路，一致努力爭取國家早日轉型到一個民主和自由的政體。像台灣這個敏感而又複雜問題，只有當中國出現新的政治局面，兩岸才能談得上和睦共處，達成統一的協議。除此途徑，別無他法。乞助外力的保護，僅是苟安之計。兩岸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真的會挺身而出，為台灣動武嗎？如果日本插手，那只是在這衝突間火上加油。中國可不是阿富汗、伊拉克呢。萬一這位「保護人」衡量自身利益，說句「愛莫能助」，那怎麼辦？去年十一月美國大選兩位候選人，以及是時他們的國務卿的言論，都絕口不提台灣海峽問題，不是可以看出美國今後外交與軍事政策的走向嗎？

西藏也一樣，政局轉型才能有共同的語言，取得共識，做到漢、藏一家親。堅持西藏不獨立，不脫離中國，達賴喇嘛這條爭取民族平等、宗教自由的原則，顯出他作為一教之主的識力。只有和國境內其他民族成員共同奮鬥，才能同出生天，同登彼岸。

何不從香港開始

記得八十年代時，北京為了安定香港，大談「五十年不變」，甚至拋出「馬照跑，舞照跳」的保證，以「安撫」人心。他們把香港市民的要求庸俗化，以為港人全都是沒有理想的聲色犬馬的一群。事物怎會在那麼長的時間裏不變的呢？現在底蘊漸露，最希望不變的是他們，因為香港若變得民主，專政獨裁的中國，相形見絀，也就不得不跟要變。這幾年香港對民主的嚮往，對還政於民的要求，可以看到香港在不斷地變，而且變得愈來愈成熟，政治視野也愈來愈寬。多年來，特別是八九年以前，流行一種言論，認為香港同胞不關心政治，心目中只有經濟利益。這是「以局部概全」，也可以說是「只緣身在此山中」。

回歸後的香港，已是國土的有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把香港叫作「特區」，只應就經濟條件方面香港與內地的差距而言，不能因此在政治上把香港同胞的要求見外。對全國來說，香港是一股新加盟的有生力量，有條件而又敢站到爭取民主的第一線去。那麼，北京應把香港視作民主政制的試驗場，好讓全國各地借鑑，而不是把它劃作一個政治檢查隔離區。「一國兩制」的精神，不是以較落後的牽制跑在前頭的，而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讓其中的一制「先民主起來」；更不是以其中的一制去限制另一制，迫使後者放慢步伐，甚至原地踏步或倒退。全國的民主改革，總得有個開頭。香港這個順理成章的試驗場，對我民族是個難逢的歷史機遇。讓改革從香港開頭吧。

回頭看看唐太宗

稍讀唐史的，都會知道唐初也有個「六四」。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也是發生在六月四日。不同的是，今天的「六四」是個全民爭取民主的運動，唐初的是一場宮廷傾軋、兄弟鬩牆的流血事件。不言而喻，古今兩個「六四」，本質和背景都絕不相同，猶如同一個日子，一個是陽曆一個是陰曆，不可同日而語。史載唐太宗，先擺出明主「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的風度，然後故作姿態，說甚麼「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還教訓房玄齡說：「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辭，直書其事」。唐太宗的措辭固然虛偽，自我吹噓，然而他看到人民不會淡忘那流血事件，遂毅然以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態度，主動讓史官「直書」他一手造成的「玄武門之變」。這還算有點膽識，裝得頗有點魯迅說的「漢唐氣魄」，總比今天中國政壇上那種鴕鳥的「條件反射」態度高明得多。

歲數大了，免不了有點心切，總渴望能看到理想的實現。我為今年「六四」雖寫了「縱怕老來願未償，他日兒歌唱」這詩句，然而未能在有生之年見到，還是個遺憾。重讀《唐紀》這段記載，遂生了個妙想。我個人覺得，就算僅僅看到「六四」問題解凍一丁點的端倪，也是值得興奮的。今天第四代的權力核心，基本上沒有直接的「六四」負累，是不是可以像唐太宗那樣裝裝蒜，及早下達一句「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何煩有隱，直書其事」，免得繼續為別人揹黑鍋？只要不暗中藉此向「六四」抹黑，總是件好事吧。這起碼能初步打開「平反六四」之門，手全面政改。這個改革的籌劃可以是由上而下，但必須有由下而上的支持才有希望實現。《春秋》有言：「無民其可乎？」中國的民主力量是有量度的。對全民有利的，沒有甚麼不可以酌量。

（原載於二００五年六月三日《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