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 附錄：讀練乙錚《浮桴記》的回應十篇

附錄：

讀練乙錚《浮桴記》的回應十篇

一、「十年磨一劍」

他的大作，約四萬字，分十七篇，由六月十三日至七月一日，於《信報》連載刊出。還有一個副題，是《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所謂「謀府」，指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他由九八年進入該組任全職顧問，至○四年被革退，凡六年。雖然聲言仍須嚴格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但所記述的「事與思」，也很有可讀性和參考價值，尤其是引發讀者去思考和估計未來的局勢。當讀到第一篇的時候，我便打算寫一些回應文字。這是拙作的第一篇，接還會陸續寫好幾篇。

我對「練乙錚」這姓名，很有好感。一、姓與名的三個字，都脫俗；二、聯起來，有很具意思的含義；三、最後的一個「錚」字，是響亮的陰平。我想起了，賈島的五絕《俠客》：「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練乙錚」不是與「磨一劍」的意思相近嗎？很慶幸他，繼承一個別緻的姓，而又有一位滿肚墨水的長者，為他起了一個與姓配合的名字。

「謀府六載」，可以說是大可一試「霜刃」的機會。可惜他只幹了三數年便意興闌珊而萌去意，不久，即如釋重負而被勒令停止工作。那「霜刃」一試，劍鋒便捲了。「今日把示君」的，就是那一把捲了劍鋒的「霜刃」。「誰有不平事」？答案已有了，就是他自己和回歸後怨憤衝天的港人。

語云：「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除非是心懷叵測而又善於斂藏者，練不似這樣的人，大可以文觀人，以人觀文。以其文，去了解其人；以其人，去了解其文。我覺得，大可以知人論世地，去讀這十七篇的《浮桴記》。

我於三十年前，與練相識，只見過幾面，略有印象，其後便再沒來交往，了解是很膚淺的。但在《浮桴記》中，零散地隱約地透露過，他一些過去的經歷，提供了一些線索讓我們去進一步了解他的「事與思」，了解那「霜刃」為甚麼一試就砍捲了劍鋒。

他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卻贈他：「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已經嘗過了「高處」之「寒」的滋味，不必「浮桴」，回到「人間」來「起舞」罷。

二、我所推測的心路歷程

在《浮桴記》各篇中，練乙錚分散地、簡略地、隱約地，透露了他的過去。我據此，去推測他走過的心路歷程，以助讀者破讀其「事與思」。因資料不多，而且是推測，如有不準或失誤，尚祈賜教指正。

他畢業於華仁書院，是一名「番書仔」。不少人以為「番書仔」，飽受殖民地奴化教育，大多缺乏家國情懷。我也是「番書仔」，卻不以為然，有如沙漠中的孩子，更渴望甘泉的滋潤，對校外大事反更為嚮往敏感，民族意識濃烈。未知練是否也如此？

中學畢業後，他赴美上大學，參加了海外保釣運動。這運動興起後，即被中共滲透控制，蛻變為反台灣的「統一中國」運動，並在其中發展了中共的海外地下黨組織。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我多次到美加接觸海外支持民運人士，其中不少是當年的老保釣，但已幡然改變了原來「國粹派」的思想，告訴我上述情況。練在那次保釣運動的熱浪中，是否也受到了感染呢？

大學畢業後返港，大抵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這也就是他所說：「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的時候，其中有如曾鈺成、曾勵予兄妹等人。他任教於天主教培聖中學，與朋友合辦灰色靠左的學生雜誌《學生哥》半月刊。七五年復活節假期，教協會舉辦教育展覽，他領讀者會的同學來參與工作，我由此與他認識。此外，他還參加了，當時學運「國粹」與「社會」兩派，正醞釀分道揚鑣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

其後，也許是在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後，他再度赴美潛心讀書。這是否因一些理想幻象的破滅呢？直至八九年「六四」事件，他流淚洗面，參加了留學生的抗議示威。他的家國情懷仍在，而又有進一步的改變了罷？

九二年回港任教於科大，後又由科大轉到《信報》任總編輯。這次轉職，我推測是因那一顆更有效服務社會之心未死，而不是為了待遇前途。後來又再由《信報》轉職到中央政策組，我以為也是如此。

進入中央政策組，他必然要順利通過政治和品格的審查，過去參與的政治活動未成為障礙，他是被信任的。○三年大力強行《二十三條》立法，爆發五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再加上幾年來在工作上的感受，遂萌去意，豁了出去，參加七月十三日的民主集會。

○四年三月，被告不再續約；七月被革退後，「乘桴浮於海」去學帆船遠航去了，未知是否有退出江湖之意？○五年初，寫了這近四萬字的《浮桴記》，記述在中央政策組六年的「事與思」；六月中於《信報》連載刊出。事實上，他是「自炒」而不是「被炒」；寫《浮桴記》，也要有決心。

如果上述所推測的心路歷程，無大出錯，讀者可再由此推測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是個真正的愛國愛港者嗎？這樣的一個人的反思，不是很有參考價值和可信嗎？

三、所謂「正統」？所謂「主流」？

練乙錚惋惜和慨嘆：正統左派未能晉身主流。何謂「正統」、「主流」？果真如此？

按《浮桴記》的上文下理，大抵是指：老愛國、傳統左派，如回歸前工聯會、教聯會或隱蔽的左派組織骨幹，被排除在特區政府權力核心之外。這是與一些忽然愛國、投機愛國、投資愛國的新貴，相對而言。

國內幹部，有離休與退休之分，以四九年參加工作為界線，前者待遇優於後者。這大有「論功行賞」的意味，在特區難道對參與公職也來搞這一套？

在鬧革命和建國初期，中共以理想、階級、愛國的旗幟，的確吸引結集了不少人。時至如今，這些人已分化為好幾類了：一、如尚健在，垂垂老矣，度殘年。二、在現實的打擊下，理想幻滅，感到受騙，退出江湖，獨善其身去了。三、吸取歷史教訓，「第一種忠誠」變為「第二種忠誠」，走另一條堅持理想做一個真正愛國者的道路。四、因「正統」而得到名利，失去理想和熱誠，消沉、墮落、腐化了。五、尚未得到名利，藉「正統」去繼續追逐而已經沒有理想。

練「從七十年代初就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看看他們是否已有了這樣的分化呢？其中有多少是屬於前三類的，有多少是屬於後兩類的呢？

在這五類之外而未分化的，大多有這樣的特點：一、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高；二、生活圈子很窄，左派圈子以外的人情世故不懂和朋友不多；三、仍是左派傳統的那一套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終難改。

正統左派，還有一些甚麼人才可晉身而未能晉身特區權力核心的呢？其實，已晉身的已很有一些，如梁愛詩、梁錦松、曾鈺成、鄭耀棠、譚耀宗、程介明、戴希立、吳清輝、黃玉山、葉國華、鍾瑞明、曾德成等等。當然，上述分化了出來的前三類人，都不在其中。

在回歸初期，為了包裝以穩定人心，以免市民反彈、外商戒心，才抑制住不讓正統左派蜂擁而入掌握核心權力而已。現在，環視一下，實際上也沒有多少可勝任而讓其進入的。否則，練乙錚所反覆批評的極左路線，是否變得更嚴重呢？

他也可以算是半個正統左派而晉身了半權力核心，六年來的感受又怎樣呢？看來，他將會成為分化了出來的第二或第三類人。他已有了切身的體驗，怎還有如此的惋惜和慨嘆，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盲點呢？

四、「大有為」與「八萬五」

練乙錚在《浮桴記》，分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記述剖析回歸以來的決策失誤。

先談經濟。他認為：偏離「積極不干預」，而又整個政府裏缺乏搞嚴格經濟研究的人才，卻訂出一系列「大有為」的發展經濟目標和具體策略，結果失敗了，或無疾而終，或焦頭爛額。在這方面，他只提及一個又一個「中心」的建議，沒有涉及「八萬五」的房屋計劃。

他「替大有為小翻案」，舉芬蘭為例，在人力和基建的投資上，某種有力的政府行為成功了。董建華之所以失敗，因為只是「匹夫之勇」，「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

這「匹夫之勇」是從何而來的呢？練雖然也提及董以「亢奮」的心態接管香港，卻沒有深究他為何會「亢奮」？我從意識形態來談一談。

「洗脫百多年恥辱」；「英國人做得到的，我們不但也能做得到，而且要做得更好」；等等。回歸前後，從中央到「土共」，都瀰漫這樣的亢奮心態。這與「假、大、空」的一貫歪風，是氣味相投的。於是，施政方針計劃，也就變得政治化、策略化、權術化、主觀化、口號化。這類似「大躍進」時代的「超英趕美」。「結論行頭，前提搭夠」，意識形態先做了「結論」，然後才去堆砌出「前提」來支持。這樣怎能不失敗呢？

我來補充說一說「八萬五」。其實，香港房地產的暴跌危機，早已在回歸前，八四年中英簽署的關於土地的協議中，埋下了伏線。

在該協議中，雙方同意回歸前，每年只出售公地四十公頃，賣地所得款項，一半歸港英，一半存土地基金。當時中方害怕，港英在回歸前大量賣出公地，所以有此協議，卻不了解這違反市場規律，賣了地的錢也留在香港，英國人是帶不回倫敦去的。從八四至九七這十三年內，已預見土地的有限供應，房地產怎能不急升呢？

回歸後，土地供應的限制取消，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房地產必然大跌，成為了香港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購買了樓房的港人，成為了叫苦連天的負資產者。

梁振英、鍾瑞明等人，因參與中英土地談判，達成這樣的協議，中方認為他們立了大功，論功行賞了。他們既缺乏眼光，又不懂市場規律，而中方的「陰謀論」卻是主導的。

我不懂經濟，更不懂房地產，只從略懂的政治角度，這樣地去看「大有為」和「八萬五」。

五、是路線，還是本質？

練乙錚認為：特區政府政治失誤的兩大內因，一是錯誤估計回歸後港人對中國的認同，二是收緊言論自由而不發展民主的政制；但根源都在中央的極左路線的外因。

其實，只要不是維園阿伯，都不會以為，「英國人一走」，港人就「馬上變得徹底愛國愛黨如愛考妣」。略知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自四九年至今，有多少人由大陸來港定居，他們為甚麼而來，過去的遭遇如何，佔了全港人口百分之幾，那麼便不會誤讀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問卷調查報告了。

不是誤讀，而是強讀。○二年春，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對練說：「《信報》立場頑固如一，想必是林家揭錯了皇曆？」那是甚麼「皇曆」呢？回歸後，特區已是中共的天下，你們怎麼還不靠攏轉呢？太不識時務識趣了。以己之心去測他人之心，這是強讀而不是誤讀。嗚呼！這樣的高官！

港英時代，政制更不民主，為甚麼卻又不用收緊言論自由，去維持穩定呢？這是一黨專政的統治邏輯，自由導致動亂，只能去壓制。這是把一黨專政的一制，搬到資本主義的另一制來了。要把特區的穩定，一步一步變成大陸的一黨專政的穩定。「萬馬齊瘖究可哀」！

上述的兩個所謂內因，很容易察覺所源的外因。九七年前，香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的。

練「敢武斷地說，這種錯誤的源頭不在香港而在中央，並且和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每一次犯的重大錯誤，性質上如出一轍，就是極左。」多年來，中國已少見極左路線，反而在很多方面是右的，我以為不是路線而是本質。

中共的本質是：絕對權力，權力第一。在革命時期，奪取政權；執政後，鞏固維持絕對的統治權力。對外是，「非我黨人，其心必異」；對內又「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於是「非我派別，其人難信」。對一時未能控制的地區、機構、團體、單位等，先行挖牆腳、摻砂子，最終必須奪得絕對的權力。

鄧小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以免經濟崩潰而垮台；一個基點是開放改革，這是為維持統治的經濟建設而服務的；另一個基點是「四個堅持」，這是為鎮壓開放改革帶來的自由，更直接為維持統治而服務。一個中心兩個基點，全都是為了緊握已有的絕對權力。

「一國兩制」，只是為了香港要能更好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北京心裏總想，那另一制一步一步地完全控制了權力，能如臂使指，必為我服務得更好。慾壑難填，權力之慾是永不滿足的。所以，不能以極左路線稱之，而是絕對權力的本質。練乙錚也提到了史太林政黨體制，大抵與我的意見不太相悖，只是他較為含蓄。

路線可改，本質難變。本質不變，路線改了也是權宜的，類似的路線必再出現，甚至變本更厲。

六、輿論的陣地與市場

最近，黃毓民再被「封咪」。大家去看一看《浮桴記》之二及之三，會對事件的了解，有所幫助。

練乙錚說：特區政府不加速民主化，卻反其道而行，去削弱言論自由，以求兩者平衡。政策碰壁，管治困難，高層認為是因政府沒有輿論陣地，於是要先從取得輿論陣地入手。練卻認為：不是沒有陣地，而是沒有市場，政策本身漏洞百出，理屈詞窮。我來舉個比喻：雖有飯煲，但拙婦煮的卻是臭米，叫人如何下嚥？

回歸以來，傳媒陸續自律轉，這是人所共見的。不過，為甚麼言論自由卻沒有大倒退呢？我認為，因為在這方面，還有自由經濟市場規律的無形之手，在發揮作用。讀者聽眾有選擇的自由，摒棄那些自律轉的傳媒，讓其萎縮以至關閉。但這次黃毓民再被「封咪」事件，使我的憂慮加深了。

自去年黃毓民、鄭經翰、李鵬飛「封咪」，商台的收聽率不是大跌、廣告收入大幅下降嗎？這是完全違反商業原則的，為甚麼竟還一而再呢？

公費開辦的港台，也不斷受到壓力。傳媒的自由經濟市場規律，是不是受到破壞，那無形之手是不是會被有形之手取代呢？佔據了所有的飯煲，換了一個巧婦，煮的是毒米，你吃了便會中毒而不覺的。

最近，一大批時事評論員，應邀訪京。我們且拭目以待，看看他們今後的言論，有誰是一如既往或有所改變的？

練乙錚以《伊索寓言》的《太陽與北風》來作比喻，「北京吹北風」，以致港人離心而「特首交白卷」，建議「北京脫胎換骨，港人自然歸心」。他所說「脫胎換骨」，是擺脫史太林主義的一黨專政，那豈不是「變天」？他實在太斗膽了！

從董落曾上、連宋登陸，反映出胡錦濤的確在魄力和策略上，大勝江澤民一籌。北京已掌握得○三、○四年七一大遊行的確實情況，待○四年九月立法會選舉穩住局面，即作了策略轉變的部署，展開大規模的有力的統戰攻勢。統戰從來都是：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利用矛盾，個別擊破。最後達到，全部吃掉，獨攬絕對權力的目的。

現在，「北風」已略為收斂了，「太陽」初露光芒，讓你脫去寒衣。「尋常看不見，偶爾露猙獰」，突然驟冷，你便會冷病，冷死。

曾蔭權和許仕仁，是會很識相地很好地去配合的。兩年試用期過後而連任五年，那時大抵會北風再吹而驟冷。

從輿論的陣地和市場來看，為維護香港的言論自由，廣泛大力地建立推動，眾多的獨立的電腦資訊網絡，實在急不容緩。

七、《基本法》的金光大道？

批評特區政府政治上失誤，練乙錚在《浮桴記》指出：根源來自外因的中央的極左路線，不走《基本法》的「全民政治」金光大道，卻念念不忘搞階級鬥爭的統戰。

我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交替之際，收回香港的中英談判，已擺到議事日程上。據聞，當時的新華社，透過傳統左派團體，做了一個內部會員的民意調查，百分之七十以上對回歸有抗拒情緒，上報了中央。

就在這時候，鄧小平與廖承志，透過內銷轉外銷，多次傳出這樣的說話：回歸一切不變，只換一面旗和一個總督，以穩定人心。當時沒有提到駐軍，大抵因此使其後耿飆與黃華有出軌的言論，被鄧小平公開點名直斥「胡說八道」。

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鄧小平會見全體草委。我在場目擊耳聞他說：假如五十年不變不夠，可以再加多五十年。當時聽了，愕然凜然！這麼重大的事情，怎麼可以這樣信口開河去說改變呢？怎樣才算是夠與不夠？甚麼是標準？假如被認為夠的話，五十年是否屆時也可以減少一半，改為二十五年？鄧的這一句話，在當時事後所發的官方新聞稿中，是刪掉了的，大抵認為不妥。不管有沒有刪掉，的確這樣說過，這反映出在一言九鼎的最高領導人的心目中，所謂「法」到底是怎麼回事，遑論其他人了。

回歸八年，已「人大釋法」三次。不用怎樣懂得法律，只要不是文盲，讀一讀《基本法》白紙黑字的條文，便知道這三次「釋法」，是「夾硬」、「打橫」而來，實質上是踐踏了《基本法》，修改了《基本法》。

練認為，《基本法》上規定的，是一條「全民政治」的金光大道，而不應去搞統戰和階級鬥爭，排斥「第二種忠誠」。難怪他被批評「書生氣」了。

從《基本法》條文的文字來看，的確亮出一些金光。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也亮出金光嗎？練的確是「書生氣」。中共所指的「書生氣」，就是不懂政治、階級鬥爭、謀略權術。最近，中央黨校一位教授，來港講學，解釋「政治」的定義，坦率地承認，馬恩列斯毛的所謂「政治」，就是階級鬥爭。我卻以為，練的「書生氣」，最主要的是不了解中共黨史，缺乏近代中國史觀。

看來，還陸續會有「人大釋法」的。今天，特區較堅固的支柱，是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法官是終身制，其中不少是外籍，頂得住政治壓力，其他的和大部份法律界人士，都受到過嚴格訓練，有較高法治精神，基本上實行「普通法」。二、外商不是因民主、自由、人權，而是正當的商業利益，極為關注司法和法治的實施，影響到投資。三、透明度極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走上了金光大道，《基本法》才有它的真正金光大道。

八、高官問責制與二十三條

高官問責制的推行與二十三條的立法，是回歸以來，最重大的兩個政治事件。練乙錚在《浮桴記》，對前者的記述剖析較多，對後者卻墨甚少，是否因後者涉及「保密」而有所避忌呢？關於高官問責制的出台，練指出「三個因素、一個關鍵」。三個因素是：一、董建華要「大有為」，而公務員局長卻保守。二、回應「短樁事件」。三、北京對陳方安生不滿，要修訂其角色與權限。上述的第三個因素，是最主要的，也即是關鍵。

我同意，第三個因素才是關鍵，其餘兩個只是陪襯，但卻從更深遠一點，從北京接收香港的整個策略去看。

最初，只說「換一面旗和一個總督」；後來逐步收緊，加上駐軍、《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限制政制的民主發展；「六四」後，又二十三條加料。為了穩定人心，全部公務員留任，於是陳方安生由原來的布政司接任了政務司司長。年紀較大的，或會都記得，當新中國政權建立時，不是也宣布所有國民黨舊有官員都全部留任嗎？結果，起義的也一個一個不得好死。

北京在計劃中，香港的回歸要有一個過渡期，為時三至五年，盡力容忍抑制，以求社會和人心穩定。另一方面則作種種部署，滲透控制關鍵部門，在完成過渡期後，使整個特區逐步置於腳下。有誰想得到，這個過渡期殊不如意，董建華的施政受到愈來愈大的反彈，民怨民憤愈來愈大，社會和人心愈來愈不穩。

這是甚麼原因呢？北京和董建華都沒有反求諸己，認為兩個最大的禍根是：一、「港英餘孽」的高級公務員，尤其是陳方安生，在從中作梗。二、傳媒和民主派，在興波作浪。回歸已三年了，特別是九八年第一屆立法會的選舉，民主派又取得大勝，於是在二千年第二屆立法會的選舉後，便立下決心，要鏟除這兩個禍根。

首先是推行高官問責制，削減政務司司長的權限，亦即練所謂「廢宰相」，把統轄各局長和所有公務員之權，都收歸特首一人手中，高度集權。陳方安生當然心知肚明，又不願意推銷，便於任滿前一年的○一年五月辭職。她可謂眼光銳利，而又能提得起放得下。她辭職後，接替的曾蔭權也不被信任和重用的，政務司司長去做了「清潔大隊長」。

高官問責制一成立了，○二年便大力去推動二十三條的立法。香港市民是敏感和聰明的，嗅到硝煙味道，直覺是衝言論與結社、集會、遊行等人權自由，以至民主派和民間力量的生存而來。於是爆發了○三年七一大遊行。

大遊行後，進入了權力核心的「正統左派」，仍聲言支持董建華在七月九日如期把二十三條提交立法會。練乙錚為甚麼還惋惜和慨歎，他的「正統左派朋友」，未能晉身權力核心呢？最後，反而是田北俊退出行政會議，自由黨全體立法會議員不支持該日立法，迫得董建華撤回，才使特區避過一場大災難。否則，大家可以想像，在七月九日晚上，會有多少市民結集在立法會門外，以至整個中環，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局面。那一次，田北俊可算為特區立了一功。

九、「第三部門」為何無疾而終？

在社會政策方面，練乙錚在《浮桴記》，只重談了「第三部門」。對這個問題，他從階級矛盾入手去談。

他引述西方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認為都沒有忽視階級分析和階級矛盾，只不過主張以消弭和緩的方法去解決，而不是鬥爭、革命、一個階級吃掉另一個階級。貧窮不均、階級利益衝突、社會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解決的辦法是：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制的大前提下，透過市場自然調節和財富再分配政策，去調和，去使其不至於愈來愈激化，以致爆發動亂，衝擊社會的穩定。

我以自己在這方面的貧乏知識，再以自以為是的簡淺的比喻，去解釋上述的理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階級，粗疏地說，分上、中、下層，收入和所擁有的資產，差異很大，例如6、3、1之比。又假設，整個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是100，便各分配所得的財富是60、30、10。在自由經濟的推動下，整個社會生產出來的財富，會不斷增加，倘又假設增長至200，分配比例雖然不變，各階層所得，便變為120、60、20，也都是各有增長的。如又在稅收、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政策下，上層變為120-20=100，下層變為20+20=40。這樣，各階層不但都有增長，生活有所改善，會皆大歡喜，而且略為減少了感覺上的懸殊。階級矛盾因而得到和緩，社會保持了穩定。

為甚麼自由經濟和民主政制，是兩大前提呢？因為自由經濟才能促進生產、增加整體的財富，促進階級對流；民主政制才能反映民意，給執政者壓力，去採取這樣的政策。

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理論，卻認為：資本主義的原罪是生產工具私有制，階級矛盾是無法調和的，無產階級必須起來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行「共產」，取消私有制和自由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

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信誓旦旦宣稱：資本主義必定滅亡，無產階級必會在全球勝利。但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滅亡而更興旺；反而，在上個世紀，奪得了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的考驗下，不是垮了台，就是變了質。

兩種對待階級矛盾的理論，到底哪一種正確和經得起考驗，不是已昭昭在目嗎？

練乙錚在《浮桴記》記述，領導中央政策組的鄭維健，建議在社會上建立和發展「第三部門」。所謂「第三部門」，就是在政府管轄和市場利潤原則支配之外，組織民間團體和活動去解決社會問題。最初由政府支持，再立例讓社會資源不經政府而流入「第三部門」，讓其獨立自主。我猜想，不知是否像回歸前，差餉的一定比例撥歸市政局一樣。這是一個和緩階級矛盾的社會政策，這個政策，練是大力支持的，初期還得到董建華的贊同。但○一年底鄭離職，練變成孤掌難鳴，董卻彷彿忘記了。於是，這個社會政策和計劃，便無疾而終。

我認為這樣的結果，並非個別的人事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這是一個發展民間力量的政策和計劃，而民間力量也就是公民力量，必定會發展成為推動政制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共產黨是害怕群眾和民主的。北京願意看見一個這樣的「第三部門」嗎？無疾而終的命運，是注定的。董建華初期表示贊同，這是他一時在政治上的無知而已。

十、誰批評他「書生氣」？

在《浮桴記》之三，練乙錚記述：在○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夕，鬥爭升溫，他覺得政府將會犯大錯，提出不要鬥爭，要大和解。「組內一位重要同事批評我：『阿Joe，你書生氣。』」我讀到時，心裏納罕，這位「重要同事」是誰呢？他竟然這樣老氣橫秋，以毛澤東罵知識分子的話，去批評練。他大抵是很不「書生氣」的罷？中央政策組中，較多人知道的是劉兆佳、曾德成，未知可否算是「重要同事」？但從上下文來看，不會是他們兩人。因為在這次會議上，劉如常不在；至於曾，練其後與他詳談大和解的觀點，「曾悶悶不樂，沒有表示甚麼，但很留心聽」。直至讀到最後的幾篇，練談到組中的其他的人，我才推測得答案來，並認為雖不中亦不遠矣。

○一年，中央政策組三個全職顧問之一的白景崇離職，李明?接替。練描述李：「李明?加盟，而我很快就被打成『右派』，靠邊站了」；「李堪稱『保守親中』，立場原則性比劉兆佳強，路數和劉一樣」；「劉、李的政治是狹義的黨派政治，以壓住反對派、建立『穩定的執政聯盟』為目的」；關於示威人數，「李說：『……特區政府也要有自己的數字，你要從國際鬥爭的高度看這個問題啊！』」……。這樣的一個人，以「書生氣」衝口而出去批評他人，恐怕是難免的罷？

我與李明?相識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下半頁，交談過，卻來往不多，只記得一次曾到他在跑馬地的家去取稿件。後來，據聞他與劉兆佳做了鍾逸傑的智囊，去為港英設計推行地方行政的策略和計劃。自此，便再沒有見過面。在印象中，那時認識的他，是一個拘謹有禮、言語溫文、少見高談闊論的學者，倒很帶有一些「書生氣」，卻毫無霸氣。倒想不到，他在中央政策組裏，竟鬥爭性那麼強，去批評別人「書生氣」。是以前看不清他的臉目，還是他後來變了呢？「易漲易落山溪水」！在《浮桴記》，我看見了曾德成的另一面，改變了以前對他的一些觀感。想不到，他在中央政策組裏，也並不工作得愉快得意。

一口氣寫了十篇讀後，刊出時第一、二篇合併為一篇，因而見報只九篇。似意猶未盡，但也該擱筆了。《浮桴記》最後的四分之一篇幅，約一萬字，是談中央政策組中的一些人和事的，除李明?外，我少有觸及。這一部份也很有參考價值，藉此可知高層的一些運作細節和工作氣氛，觸類旁通，去了解一些公事大事。

我要感謝練乙錚！感謝他勇敢地坦率地寫了這一篇長文，讓我可以藉此得到一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並順他的思路，去回顧了回歸八年以來特區的種種。當然，我還有好一些並非由他引發出來的觀察和想法，沒有在讀後中寫出來。

據悉，這些讀後見報時，他不在港而往紐西蘭去了。希望他回港後，能夠讀到，並歡迎他公開或私下，提出對我的回應的回應。

（原載於二００五年七月十一至十五日、七月十八至二十一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