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六四」昭昭十五年（游順釗）
前言：今年（○四年）四月出版了，我歷年在《明報》刊登的「六四」紀念文章的英、法譯文單行本。司徒華兄在為我寫的《序言》說：「『六四』也一定會平反，只是在多少時日之後而已。平反之日，也是中國邁出政治改革和民主的一大步之時。統治者是怯弱的，也知道民主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唯一能夠做的，就是要人們遺忘，抹去他們記憶中的血跡。」香港同胞，在「六四」的傳薪和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這歷史事件這兩方面的貢獻，是非常出色的。四年前我在本欄發表的《艾青，民運與忘卻的底線》裏寫着：「海外關心民主運動的命運的朋友將一如過去幾年一樣，盯着電視，看看香港的『燭光會』有多少人參加。那裏是一年一度為中國民運探探體溫、把把脈搏的地方。」我深信「六四」平反前，香港維園裏的靜穆的燭光，仍一年一度教我們想起北京廣場上的震耳的槍聲。
在剛過去的世紀的中國，就文化意識和政治醒悟而言，正處在胎動期，而兩次摧生的浪潮都是由青年們、學生們掀起的。先是1919年的「五四」，繼而是1989年壓軸的「六四」，一前一後，標誌擺脫舊勢力的束縛和爭取民主自由的兩塊里程碑，中間還有多次不同程度的運動的起伏。「五四」早已榮載史冊，「六四」亦定將永垂後世。歷史的巨輪，斷不會因頑固的「螳螂派」的阻擋而停頓。百年來，我國雖運途多舛，然亦能於苦難中見精彩。每於關鍵的時刻，都會有一批、一批的青年，挺身而出，置個人利益於度外，以喚醒民眾捍基本的利益和爭取合理的要求。這尤以「六四」為然，更為同代人所感受到。以香港為例，如果沒有「六四」以來十多年的民主意識的積聚，就不會有去年（○三年）七月一日「反對廿三、還政於民」那樣規模的群眾性的大遊行。這次遊行具體說明為甚麼有些人希望我們忘掉「六四」，而我們堅持在事件沒得到公平評定之前，繼續紀念這個日子。這篇「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文章，就是對這新一代的獻身表示崇高的敬意。為了告慰英魂，讓我默誦兩句，訴說心中的祈望：「神州苦盡，定當為時不遠；廣場案翻，勢必指日可期。」
也是在剛過去那個世紀初，年僅廿一歲的魯迅就寫下誓詞式的詩句「我以我血薦軒轅」，為現代獻身者定音。「血薦」的「血」字可以解作「血肉」的「血」和「心血」的「血」。兩種獻法雖有分別，其可敬佩者一也。魯迅畢生為民族鞠躬盡瘁，仍於晚年重書那首詩，正好說明獻身的體現是多方面的，歷程亦各有不同。最悲壯的當然是捐軀，次而是長期陷獄。幸而絕大多數有志之士，無論在國土上，在流亡中，仍能為理想而奮鬥。然而像魯迅那樣的鬥士，還是個難能可貴的典範，能否步其後塵，得看個人的識力、堅定和機遇。
為「六四」捐軀的遺志，既落在戰友的肩膀，也落在白頭親人的身上。像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為了昭雪沉冤，更為了防止歷史的失憶，忍着悲痛，冒着風險，義無反顧地面對強權，據理力爭。讀着有關她們的報道，使我想起三十年代跟她們一樣同遭痛失愛子的柔石的母親。當年連善於言辭的魯迅，也只得送給她德國女版畫家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 1867-1945）的作品《犧牲》來代替難言之悲憤。而這次遭難的不是一個柔石，是數以百計的柔石，那麼誰有能力把這群「天安門母親」的悲痛和不平形諸筆墨呢？
十五年了，事發後被逮捕的、假釋後又再被判刑的政治「良心積犯」，究竟還有多少個被關在牢裏，我不知道，官方也從沒有公佈過數字。因直接參加運動或因事件坐連而逼得流亡海外的，為數也不少。官方亦隻字不提，要我們把他們遺忘嘛。他們是誰呢？是我們時代的諍民，跟歷史上的諍臣一樣珍貴，一樣難得。他們關心民間疾苦和社會上的不平，向上不阿諛逢迎，直言相諫。另一方面，他們也有年輕人共通的朝氣，對生活的熱愛、對未來的憧憬。請聽聽當日危機四伏的廣場上這兩小段的亦莊亦諧的對話。
「你說給我們帶一條金華火腿來，火腿在哪？咱們都等着你來，好好吃一頓。」
「金華火腿，別提了。給搶走了。」
「怎麼光天化日下給搶走！」
「牠說是牠的。牠原來有四條，現在只剩下三條。」
「他憑甚麼？」
「他不是人！我碰上的是頭三條腿的野豬，說是牠的，得還給牠。」說着哈哈大笑。「真沒想到野豬也學會敲詐勒索的把戲。算了，這一趟來不及買，下次一定帶來。」
另一個插曲是一個理科學生打的比喻。這個小伙子正在申請到國外留學去。他對圍着的朋友保證，就算在外國呆上十年八年，也不會把一個月來在廣場上建立的友誼忘掉的。他說：「咱們在娘胎裏百分之九十是水。隨着年齡的增長，水份雖然減少了，本質還是水。最近法國科學家傑克‧賓訥韋思特（Jacques Beneviste）發現水有『永恆的記憶力』。如果在一滴水裏放進一點普通的原素，無論加多少水把那一滴水沖淡，也沒法把溶在原來那滴水裏的那個原素的成份滅掉的。請你們相信我也有水的那種『永恆的記憶力』。我在黃土地長大的，今後無論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會忘本的。」這個比喻多豪邁，多感人，我們要讓它流傳下去。
我想問問，有多少人像這兩個小伙子，曾躺在廣場上，而活着，又有多少星散到各地去呢？在懷念逝去的同時，也冀望活着的，無論在哪一個崗位上，哪一個角落裏，都能忠於當日的信念，為那理想而奮鬥。他們這一群，「像月兒一樣，脫胎大地的胸脯，也像月兒一樣，雖碎散作小小星群，仍在黑暗的邊緣上，靜穆地宣告黎明的來臨。」（節引自我今年「六四」紀念詩卡）
在巴黎，曾親歷事件的兩三位朋友，有時候也抽空來旁聽我的課。課後談到當年廣場上的一些見聞時，也常逗起片刻的歡笑。固然，歲月不饒人，加上家、國的拖累，都顯出有點過早的老成，可他們的言談、舉止，總隱約地叫我認同作想像中那兩個小伙子的神采。他們孤身海外而望鄉心切的心情，像鮭魚一樣，雖遠在海洋，也將要逆流而上，回到原生地散播種子。這樣的年輕人，是國家的疑犯，搜捕的對象嗎？近日大陸媒介大力吹噓在海外重金收購文物，說是要讓國寶回歸。這些報道，使我聯想到他們的處境。若論國寶，應以民為貴。「國寶回歸」這個號召，也應施於獻出了寶貴青春，流亡海外的一代。然而當局對他們不但不關注，對他們在精神上的壓力也一點沒放鬆，似是叫他們屈服。那是妄想。這場長期的政治較量，最終的勝利屬於年輕一代，那是沒有疑問的。正如去年「六四」紀念日在中國駐法大使館門前，一位事件見證人高喊：「他們活不過我們！」
十五年以來，當權的冒天下之大不韙，歪曲史實。試問歷史上，有哪一個全民性的運動不是因社會不公平而引發的呢？近百年來在北京，有哪一個由青年們、學生們作主幹的示威是不愛國的呢？在世界上，有哪一個社會事件能得到那麼多的市民長時間的支援和國際媒介在現場見證的呢？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日後史筆對這些當權者一定不會留情的。固然那些權慾薰心的人對這樣的警告，總是充耳不聞的。他們以為只要會議進場搶着走在前頭，天天用他們的照片霸佔着《人民日報》首版的篇幅，把他們的名字寫進黨章裏，把他們的新把戲加進憲法去，他們就可以「永垂不朽」。正當大家高喊「還政於民」的時候，他們卻繼續攪「換姓不換朝」那一套，去維持一黨專政的王朝，變相的家長制統治。「鄧二世」、「江三代」這些怪模式，真是呼之欲出。「江三代」親手提拔的，安插的，維護的，就算多無能，你都別想調動一下；出了事，追究責任，也不能跨越他家高高的門限。他把個人凌駕於黨中央、人大、憲法之上。他和他集團的人可知道史冊，像殿堂一樣，也設有垃圾桶嗎？翻案之日，就是他們被掃進歷史垃圾堆之時。
去年初，有些朋友對新上台的領導層抱有點希望，說他們之間有人在「六四」期間給排擠靠邊站。這樣的過來人，對「六四」的真相應是心知肚明的，也理應知道早晚總要打開「六四」這個檔案。今春這些領導人又大談黨的「使命感」，可是迄今卻沒有勇氣去打破十五年來的這個政改僵局，僅一廂情願地把「六四」從「動亂」降溫到「風波」，以期緩和人心。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手法，固然顯示是他們眼光短淺，不是擔當這歷史重任的雄才大略的人選，可另一方面，這與以那「太上皇」為首的頑固集團的掣肘也有很大的關係。「太上皇」反對的，不願意作的，或不敢作的，都不讓人去作，因為他是靠「六四」起家的，沒有「六四」的鎮壓，他就沒有今天的權勢。他是這事件的主要得益者，所以絕不會讓別人在他有生之年（更明確的說法是他有權在手之日），試圖翻案。為甚麼他和一小撮人這樣頑抗呢？是因為肯定「六四」，就是肯定新的民主路線，把一些根本的體制改革提到議程上來，動員全民參政與監督，有效地打擊腐敗貪官和紅色豪門的勾結，剷除那些恃勢凌人的高幹惡習。總的一句話是把他們這股舊勢力連根拔。所以胡、溫一派，若要有新作為和不願與「太上皇」一夥胡混下去，就應在對待這個大是大非的「六四」事件態度上，俟機與這些「螳螂派」畫出明顯的分界線。如果依舊聽命於「太上皇」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麼就算有為人民作點事的抱負，終日在瑣務上東奔西走，倒頭來也只徒增日後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哀歎。
新紀零四年五月中旬於巴黎驚弓坡
（原載於二○○四年六月三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