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十五年前，一些事一些人
「六四」悲劇，已成為永久烙印，載於史冊。人們大多知其梗概，翻開有關書籍，亦可查核。我來記述一些當年在香港的小事，卻是親自經歷而少向他人提及的。這大抵會像一些筆記野史，可給正史作感性的補充。
五月廿四日：「打倒」和「慶祝」
日前，《快周刊》的記者來電，說：程介南要約我，作有關「六四」十五周年的訪問。我拒絕了，心想：他不如先寫寫關於自己的經歷和感想罷，是大有可寫的，這總比每周去寫獄中日記，更有可讀性，何必訪問我？由此，想起了十五年前，兩件與他有關的事。
五月廿一日，百萬港人上街遊行，支聯會當天宣佈成立。教聯會參加了，程是其派出的代表。在此之前，程已積極投入。每天清晨，他總撥電給張文光，告訴一些消息；較特別的，張會轉告我。其中兩次，我的印象很深刻，一直至今還清晰地記得。
第一次，程對張說：昨晚，他們在《文匯報》開了會，決定與中央決裂。我聽了默然卻有疑團，但沒有叫張去追問，只放在心上。所謂「他們」，是指些甚麼人？所謂「與中共決裂」，怎樣「決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告訴外人，有甚麼意思？
第二次，卻非同小可，預告一個重大消息：北京將於五月廿四日，宣佈李鵬下台。李鵬下台，莫非北京政局有變，民運有突破性的發展？我雖然不完全相信，但也不能不有所準備，於是決定並宣佈：當日下午在維園舉行「打倒李鵬」集會，遊行到新華社；倘到時那消息得到證實，便改為「慶祝李鵬下台」。
那天，一早就密切注意電台和電視的報道，直至集會的時間快要到了，還聽不到這樣的消息，估計到程的轉告，必是「流料」。立即和支聯會的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把集會和遊行的主題，仍然定為「打倒李鵬」。
我慶幸我們還算是小心謹慎的，沒有被這假「喜訊」衝昏了頭腦，作出可應變的決定，否則便鬧出大笑話了。
那天來參加的，也有好幾萬人，很多是中學生，因高考已經結束。倘若真的「李鵬下台」，恐怕人數會空前。
六月四日：吳康民與陳文鴻
我不打算詳述這一天的事，主要是要記錄下，當日下午，在熒光幕上，所聽到這兩個人的話。
通宵沒有睡過，定睛地盯着熒光幕上，那奔馳的坦克、掃射機槍的士兵、群眾推裝載死傷者的板車、攔阻坦克前進的無名英雄……。極端的震驚和無限的悲憤，填滿了胸膛、腦子、血管、整個身體。我從未有過這樣沉重的哀傷，卻流不出眼淚，只咬緊牙關，握緊拳頭。
本來早已訂了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黑色聲討大會」。在決定時，完全沒有料到這一天凌晨會發生這樣的事。估計來參加的人，一定很多，我提早去馬會，部署和檢查糾察的工作。上午十一時，便抵達現場。
不少人也像我一樣，提早到來。不論認識或不認識，都流着淚，緊緊地握一握手，不說一句話，完全不忍提及在熒光幕上所看見的鮮血。「盡在不言中」！
鄭海泉和郭少棠也來了。兩人一見面，就互相擁抱，放聲大哭。我看着，哭不出聲來，幾乎已經流盡的眼淚，又流過了臉，滴在襟前。大會開始了。我說完了開會辭，就暈倒，因為太悲傷，整夜未睡，又沒有吃早餐和午餐。遊行起步時才醒過來，走進隊伍。身邊的人對我說：你的臉色很不好，不要遊行了，回家休息罷！所以，走到利舞台附近，我便離隊回家去。回到家裏，仍然心潮澎湃，無法休息，扭開了電視來看。正播放的節目，是邀請各界人士，來評論當天凌晨在北京發生的悲劇。有兩個人的話，我記得最清楚。
第一個是培僑中學的吳康民。他說：解放前，在廣州做地下工作，搞學生運動，後來暴露了，才逃來香港。他含着眼淚說：那時候，國民黨鎮壓我們，也沒有這麼殘暴！怎能用坦克、機槍、士兵，去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啊！
第二個是陳文鴻。我們彼此認識，但我卻不大清楚他那時候的職業，只略知大抵與中國經濟研究有關。他在熒光幕上，向全港市民呼籲：一同向中資銀行擠提，把存款全部提走，轉放到外資銀行去。這樣，搞垮中資銀行，也重創中國經濟，會迫使李鵬政府倒台。
在此之前，他在支聯會的會議上，已提出過這樣的意見，並建議由支聯會發出號召。當時參加會議的人很多，來者不拒，約二三百人，坐滿了整個教協會所。與會的張五常，以經濟學專家身份，舉出種種理由反對。其他反對的人也不少，卻沒有贊同的，於是被否決了。這次，陳向着全港市民，公開地再一次發表同樣的意見。
晚上，香港電台來電話，作了廣播用的錄音，勸阻市民去擠提，因為這樣只能傷害香港市民和中國老百姓。事後，知道李柱銘也應電台之邀，作了同樣的錄音廣播。
這十五年來，不少維園阿叔阿伯，謾罵李和我「反中亂港」，總舉出我們發起擠提來作例子，其實是陳冠李（或司徒）戴。後來，我還不時聽到吳和陳談及「六四」事件，當然腔調完全轉變了，總使我想起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在熒光幕上，他們所說過的話。
六月五日：李卓人在京被捕
這一天上午，他在北京被捕。當時，他已上了飛機，按國際法已不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無權上機捉他的。但他考慮到，如果不下機，航班便不能起飛，而這時又剛在鎮壓後，人人都急於返港，於是便犧牲小我，下機被捉去了。
消息下午傳到香港，支聯會立即發動拯救李卓人的行動。那時候的北京，可謂兵荒馬亂，捉了的人可以不由分說，立即被槍殺。拯救行動，實在十萬火急。向誰求助呢？對作為香港市民的李卓人來說，港督奕信是義不容辭的。
在支聯會的號召下，黃昏時候，已有數萬人聚集在港督府門前。我和何俊仁等進入府內，與衛奕信商談，群眾在外高呼口號聲援。
與衛奕信能說流利的普通話，我與他溝通很方便。我要求他，立刻打電話或給電報英國首相，向中國政府提出釋放李卓人的要求。他答應了，但要我和門外的群眾先離去。我拒絕了，說一定要看到他拍了電報或打了電話，才離開；否則，我會留在他的客廳過夜，群眾也留在門外過夜。這樣，我和他默默相對，僵持了一個多鐘頭。最後，他走開了一會，回來時手上拿着一張紙給我看，說：這就是他拍給英國首相的電報，打電話去未必能接上。於是，我拿着電報，到門外向群眾報告。他們聽了，仍然不肯散去。我便說：我們要向新華社提出，同樣的拯救李卓人的要求，遊行到新華社去！大家都接納了這個意見，浩浩蕩蕩，直奔新華社。這時，碰見剛從英國回來的楊森。
過去，到新華社去示威請願，都只在門外的街上。這次，卻邀請了我們幾個代表，進入裏面去。會晤我們的是副社長鄭華和喬宗淮，態度很懇切，聽了我們的話後，說：他們也很擔心李卓人的安全，一定立即把我們的要求轉到北京。
有一點必須補充的，在會見衛奕信之前，我也曾致電給聖公會主教鄺廣傑，託他請求英國的聖公會主教，去協助拯救李卓人。他一聽了，二話不說，立即答應；事後還回電告訴我，事情已經辦了。這事，我一直未向他致謝，在這十五年後，謹此鄭重補行！
六月七日，已接得留京香港記者的消息，李將於翌日釋放返港。我們便託他們，跟蹤李一直至上了飛機為止，每分鐘都與我們電話聯絡。八日早上，來電說，李已上了車往機場去。忽然又來電，車子轉了去機場的方向，不知要到哪裏去，嚇得我們一跳。幸而不久，又接到電話，說車子又轉了方向，這回是駛往機場去了。得到李上了機的消息，支聯會便組織人到機場去歡迎。
李被捕時，身上的一筆巨款被沒收了，發予收據一張。在回歸前，支聯會已把這收據和一些重要文件，移放到海外去。
李回港後，我曾公開要求交還這筆巨款。不久，接到一個來自深圳的電話，邀請我到深圳某某銀行，憑收據取回款項。我是不會這麼容易上當的，問：那銀行的詳細地址是怎樣的？對方答不出，立即收了線。
六月七日：鄧蓮如緊急電話
北京的血腥鎮壓，天人共憤。港人強烈要求有所表示，支聯會即決定：在六月七日，舉行罷市、罷課、集會、遊行。關於罷市，曾與工商界的張鑑泉、羅康瑞等商量，他們很猶豫。我說：罷市一天，已經是很溫和的了，有些人激烈到要罷一個星期；而且，罷市是自願參加，並勸諭一些機構如銀行等，不要參加。他們終於同意了。集會和遊行，預計參加者很多，為了場地和秩序，分開分別在港九新界八處舉行。
我住在旺角，七日凌晨一時半，街上傳來嘈吵聲浪。扭開電視一看，原來油麻地、旺角區發生騷動，警察施發催淚彈，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沒有詳細報道。
約三時半，鄧蓮如來電說：五日那一天，由深圳持雙程證來港探親的，有七十多個精壯男子，形跡可疑。警方跟蹤了他們，發現他們並沒有探親，全都住在酒店，深居簡出。兩個鐘頭前發生的騷動中，看見他們混在人群，帶頭向警察擲石，衝擊中資機構、商店，放火焚燒汽車。她繼續說：這是警方提供的情報，並託她向我建議，取消今天的集會和遊行，否則，恐怕難保沒有意外發生。我考慮了一會，接納她的建議。她立即安排香港電台來電替我錄音，六時便播出，由我代表支聯會宣佈取消集會和遊行，罷市和罷課卻照原定的舉行。她收線不久，香港電台即來電話。
我立即召開支聯會常委會緊急會議，於錄音播出之前的五時舉行，向常委們轉述了鄧蓮如透露的信息。他們一致追認，我的錄音廣播，宣佈取消當日的集會和遊行。
九時舉行記者會，只宣佈因騷動取消集會和遊行，卻沒有透露鄧蓮如的話。其後，我坐着朋友的車子，到香港、九龍、新界各區去巡視。整天市面都很平靜，沒有集會遊行，響應罷市的店舖不少，約有七成。印象特別深的，是大道中商務印書館門市部，關了門罷市，貼出一副對聯：「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殺中國人；北京天安門，中國人殺中國人！」
八日閱讀報，對七日凌晨的騷動有較詳細的報道。警務處長顏理國，發表聲明：滋事者是一群不法之徒，並非支持北京學生運動。九龍區總指揮官許淇安，更透露：滋事分子是有組織的，不排除他們的動機滲有政治背景，藉悼念北京死難同胞而鬧事。騷動中，有十五名男子被捕。
我一直密切注意事件的發展，尤其是這十五名被捕男子的檢控或釋放。可是，到了十五年後的今天，我也再沒有讀到有關他們的報道，既沒有被檢控，也沒有無罪釋放的消息。這是甚麼緣故呢？讀者們能找出答案嗎？
尾聲
現在，就寫了這一些為止。從事那麼多年社會活動，腦子還有不少類似的其他的記憶。也值得寫出來嗎？且看看這次寫了出來的，有甚麼反應。
（原載於二○○四年六月二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