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樂山曾入黨、退黨
從台靜農想起姚克，從姚克想起董樂山。我於《明報‧三言堂》專欄曾多次談及董，都沒有寫他與中共的關係。
關於入黨，是他的自述，說得很間接。在《白文與我》一文，說了一個這樣的「笑話」。好友白文離開日治上海到蘇北去，臨行白要介紹他入黨，對他說：「我走後，你放心，我是－－他的手心中畫了一個『共』字－－我們要吸收你。」董反問他是哪一年？白在手心畫了個「40」，董在手心畫了個「39」。白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董生於二四年，入黨時才十五歲。
至於退黨，只是推斷。董的兒子亦波，根據董未發表的自傳材料和生前友好的回憶材料，寫了《董樂山文集》的代序《與命運抗爭》，說：「一九四六年大學畢業後，董樂山淡出政治活動」。袁鷹（原《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在董逝世後的追思會上說：「他在一九四六年非常天真地、非常單純地以為『同政治分手』，可以一門心思地搞他的英語、搞他的學術，但是政治並沒有放過他。」上述兩人的話，雖然沒有明說，但已暗示了董在四六年退黨。
上海解放前半年，在美國新聞處上海分處任職的鄭安娜（董好友馮亦代的妻子）是黨員，因要去當宋慶齡的秘書，認為董可信，便介紹他去接替。董工作了未滿半年，上海便解放了。退黨和這半年，使董在其後的大半生，受盡政治歧視而歷遍坎坷。
美新處的同事郁怡民（郁達夫的姪女、黃苗子夫人郁風的妹妹），與董很談得來。上海快要解放了，一些左派人士因要逃避國民黨的逮捕，逃去香港。董也想去香港，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向郁怡民說出我心中的顧慮，我對未來的疑懼，甚至我對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留戀，對喪失個人自由特別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悲哀。」董沒有寫下當時郁的反應如何，結果，他是沒有去香港的。
三十多年後，在八十年代初，董與郁在北京街頭偶然相遇。從食堂買了午餐，兩人回到在附近的郁家中吃。這時，郁才說出當年聽到董要去香港的內心反應：「當時我雖然心中感到有些共鳴，但是總覺得你過於悲觀了一些，好像生命之火已熄了。現在回想起來，應該佩服你的先見之明。」
董的四弟名山，當董是地下黨員時，曾替董做交通員，與其他地下工作者傳遞信息。董逝世後，他說出董經常說的箴言：「人生最大的悲劇不是生離死別，而是理想的被出賣和破滅。」
二○○三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