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附錄：我太抬舉了陳財喜──兼答魯凡之

捨命陪君子

《三言堂》的「一言」

司徒華

附錄：我太抬舉了陳財喜——兼答魯凡之

陳財喜在《明報》的《世紀》版，大呼：「我沒有被策反！」接着說：「司徒華提及劉迺強『策反』我參加臨時立法會，那真是抬舉了劉迺強，不是說劉迺強沒有這個能力，只是說要『策反』的話，為甚麼不在匯點與港同盟合併之時，而要等臨時立法會成立呢？」

「牛唔飲水，點㩒得牛頭低？」我忘記了這句俗語，其實並沒有「抬舉」了劉迺強，反而是太「抬舉」了陳財喜。原來他是自動獻身的，是一頭早已渴望「飲水」的「牛」，劉迺強只不過是個穿針引線的王婆的角色而已。

失覺！「抬舉」錯了！不過，我本來就沒有「抬舉」誰的意思；別人說是「抬舉」，就讓他說好了。

「不是說劉迺強沒有這個能力」。原來他有「策反」的能力，只不過是不必使用而已；既然是自動獻身，渴望「飲水」，當然不必了。

不是溝通而只是勾搭

「為甚麼不在匯點與港同盟合併之時」？陳財喜裝儍扮懵，問得太愚蠢了。

匯點與港同盟合併組成民主黨時，你不參加民主黨，完全可以作這樣的抉擇，何須「策反」？你參加了民主黨，不用吹灰之力，在民主黨的支持下，經區議會間選進入了市政局。假如你不參加民主黨，能夠成為市政局的議員嗎？你是很懂得行情的，臨立會成立了，在自己的價位最高時去抛售自己，獲得最高的利潤。「名師出高徒」，你繼承了「小商人」做買賣的竅門。

在宣布了參選臨立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你還說要留在民主黨，死賴着不走，直至公開開除為止。在這一刻，你還在盡量利用自己的剩餘價值，的確是買賣高手。

你還說：「民主黨公開也主張與中國溝通對話，這在其政綱中也有寫明。」民主黨的確有這樣的主張，但這主張不是說由陳財喜代表民主黨，去參加臨立會與中國溝通對話。民主黨曾有公開、堅定、鮮明的決議：不參與臨立會。在這問題的整個討論過程中，你沒有哼過一聲，沒有任何不同意見，卻突然破門而出，宣布參選臨立會。稍了解香港政情的人心裏都清楚，假如沒有那一個穿針引線的王婆，你假借着民主黨員的招牌，找得到足夠的提名人嗎？能夠「當選」嗎？那頭渴望「飲水」的牛，能有「水」飲嗎？所以，你不是去「溝通」，而只是自動獻身去「勾搭」而已。

魯凡之自封的「四大罪狀」

魯凡之說：「八八直選之爭時，司徒華曾向張家敏數我四大罪狀。」

我沒有劉迺強那種機心和闊氣，帶了證人然後和張家敏說話；更不可能在張家敏向魯凡之轉述時，有我的證人在旁。「四大罪狀」是魯凡之自封的，我曾提出的批評有三點，而不是四。

第一，關於八二年在維園舉行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篡改侵華史實」的九一八集會。這個集會由幾個團體主辦，邀請甚麼人在大會上發言，是由這幾個團體組成的籌委會決定的。當時通過邀請的外界發言人是：胡菊人、陳耀南、鄭耀棠和兩個在中大的日本留學生。有人提出魯凡之，但被否決了。

在集會前夕，松坂屋發生炸彈案，警方大為緊張，索取了大會發言者的名單，並聲明不得臨時改變。知道了有日本留學生在大會上發言，警方恐怕羣情洶湧，殃及無辜，安排了這兩位日本留學生一早進場，坐在後台，並有便衣貼身保護。

魯凡之在大會發言，早已被籌委會否決了。但到了當天集會，仍有人喋喋不休，纏着我要讓魯凡之發言。我說我個人不能改變籌委會的決定，而且詳細地解釋了當時的情況以及與警方的協議。我只奇怪，為甚麼去斤斤計較自己有沒有被邀請發言呢？到底是誰「霸氣」？

躲在記者招待會幕後

第二，魯凡之組織一些大專同學，去支持劉山青。這是我知道的，因為他們曾多次借過教協會所舉行會議。

一天，大專同學在理工就此事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去了列席。會後，到火車總站的餐室，去吃過了時間的午餐，碰見了魯凡之在那裏。我問他為甚麼不參加剛才的記者招待會？他說：他要躲在幕後，現正在等待記者招待會結束，同學們來向他匯報情況。

後來，我曾對張家敏說：讓經驗不多的同學去打頭陣，而自己卻躲在幕後，這是不大好的。尤其是對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搞手(主要的負責人)應該站在第一線，身先士卒承擔風險。

我只就此事提出過上述的批評，並沒有說過魯凡之曾「支時劉山青」，而「後來又不支持」。這個批評，純是就工作方法和作風去提出的。

政改方案不應是「海鮮」

第三，那一年，區議會的選舉中，民主派的成績很不錯。祝捷會在窩打老道的安素堂舉行，我應邀出席。

會上不少人意氣風發，說出不少豪言壯語，提出在八八年要有百分之百的直選立法局議席。甚至有人在發言中引用毛詩：「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我聽了，很覺得大有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的味道，於是就此接着發言。

我說：政改方案，不是海鮮，不能天天時價不同。選舉成績不錯，就去修改，提高要求；那麼，假如成績不好，是否也去修改，降低要求呢？何況，高山大會剛好舉行了不久，民主派在大會上一致通過的一九零方案，只列明了要求在八八年的直選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忽然提出與已通過的方案不同的建議，不但在民主派內部製造分歧，而且也會給市民搖擺不定的印象。所以，我是反對這樣的建議的，如要修改，必須在民主派內部重新討論，再舉行類似高山大會的會議去修改。

我上述的意見，不是單針對魯凡之的，還有其他參加該祝捷會的人。

至於魯所謂第四項「罪狀」，是「八八、九一直選之爭」，大抵是與我上述的第三點批評糾纏在一起。

再說一遍：「四大罪狀」不是我說的，是魯自封的。那時，我和張家敏的關係還不錯，也清楚張與魯的關係，我的批評是善意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