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順釗
原載於二○○四年八月六日《明報‧世紀》
正如司徒華為我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十年的墨淚》的《序言》 說的，我倆「相識於少年，情逾手足，至今已歷時半個世紀有多了」。
今年（○四年）七月十九日電台《向華叔致敬》節目主持人來電問我，是否在少年時代已看出華叔會有日後那樣的成就。我既沒聽說過他有司馬光那類的童年故事，也不相信幼年的聰慧，暗示一生的取向和對社會的貢獻。我更相信的是，一個值得我們敬仰的人，是通過生活上的鍛煉和考驗而培養出來的。因我素以華哥稱呼他，在下文就仍用這個稱謂行文。
華哥七十年代後的社會形象，我相信港人比我熟悉多了。我只想就我和他私交上，談談他這個大眾形象的一點背影。我要提供的，也許表面上看來是些生活上的瑣事，然而亦可以從中見微知著。
五十年代時，他有一位皇仁書院比他低兩級的同學，到內地升學去。沒多久，這位同學的家就發生了兩件不幸的事：老父是啟德機場的一員技工，患上眼疾，嚴重地影響工作；這位同學的弟弟，剛考上了香港大學的免費學位，一天晚上，跟聖約翰宿舍的同學「遊車河」，失事喪生。真的是禍不單行。華哥和這位同學並不是甚麼深交，但他每逢農曆新春，總找個時間向住在啟德機場附近的這位不幸的老人家拜年去。我也認識那位同學，可我沒做到這點，他卻私下做到了。
六十年代初，華哥除了應付正常的校務外，把餘下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編寫一份兒童刊物上。我老覺得這樣有點大材小用，多次對他流露我的看法。可是他仍然任勞任怨、全心全意地幹。近年來，他的寫作，很愛引用杜甫那句「潤物細無聲」。這詩句所描寫的，他幾十年來，一直在身體力行。
六十年代末，聽說有人提議他到外國去做學術研究。在一封給他的一個弟弟的信，我說「司徒華+外國=零」。我不是否定他沒有當學者的質素和資格。我是認為，如果他淪為海外漢學界區區一分子，那就真的太可惜了。這話雖然說得有點絕，但這是基於我對他的為人、他的情感、他的志趣的了解而作出的結論。他的文化根、感情的源頭，都深深地繫在這片黃土地。離開了香港，離開了中國，就是把他連 根拔起！我說等於零，就是這個意思。幸而後來他留下來。那個「零」也終於變成一個實數，為香港的教育改革，為香港的民主力量，增添了一個「零」，進了一個數位。
最後我想回應一下，華哥日前宣布從立法會退休一事。昨天張文光兄來電說，華哥雖然從立法會退休，但他仍繼續出任「支聯會」的主席。我認為，從歷史使命角度看，作為「支聯會」主席，遠比「立法會」議員重要。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決定，是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