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波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香港名流都像霍英東那樣庸俗，比如，司徒華老先生的傲骨所表現出的高貴人格，已經為香港的名流們做出了榜樣：不用仰視強權來乞討權利，而是以平等的尊嚴來爭取權利；拒絕被「特許」的秘密的北上朝拜，而要求堂堂正正地公開「回鄉」。在我這個大陸的晚輩看來，儘管在金錢上，司徒華無法望曾憲梓、霍英東的向背；在權勢上，他也無法象某些香港名流那樣經常受到中南海的召見，但司徒華先生在精神上卻遠比曾、霍富有，在人格上也遠比以被召見為榮耀的名流們高貴，因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嚴和港人的合法權利。
北京對港的統戰策略，一貫玩弄公開力挺和私下安撫的兩手策略，邀請港名流秘密上京，已經成為其應對治港危機的慣例。以往，一些香港精英，大都把受邀北上視為資本，走進中南海的受寵若驚之態，回到香港後就很容易變成「口銜天欽」炫耀，與大陸精英們對權勢者的媚態並無二致。
由於香港民意的巨大壓力，北京最近邀請香港民主派重量級人物司徒華先生秘密上京討論政改問題。獨裁寡頭們卻沒想到，司徒華非但不領情，反而婉言拒絕，並在立法會上公開了自己的拒絕。
專制政治，必然是黑箱和強權的結合，而司徒華先生的拒絕，乃出於維護民主政治的公開性和個人的尊嚴，司徒華先生不願意受邀秘密北上，正是以公開對黑箱、以人的尊嚴對專制強權。
民主政治不是少數人的黑箱政治，而是大眾化的公開政治，司徒華先生要求「公開商談」而不接受「秘密交易」，既是基於對 港人的尊重，也是信守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的正派作風。正如司徒華先生所言：「……我向來不喜歡做事鬼鬼祟祟，為什麼要秘密呢？公開商談，不論結果如何，至少緩和的矛盾，營造了祥和的氣氛，為最終達成共識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公開化把北京政權與港人民意之爭攤在陽光下，來考驗北京是否具有聽取港人民意的誠意；而黑箱化，即便說得再好聽，也很難擺脫幕後交易之嫌。另一方面，既可以讓人們瞭解雙方爭論的是非曲直，接受全中國和全世界的評判，不僅是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健康發展的保證，也是對抗恐怖統治和黑箱政治及其厚黑道德的最有力方式。港人爭取民主權利，不是違法缺德的勾當，不是權利盜賊，而是光明正大的事業，是港人早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為什麼要「鬼鬼祟祟」？而獨裁政權對港人爭取民主權利的壓制，才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才需要秘密交易。
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對人性的最大恩惠，就在於使人得以擺脫強權的強制，人性的天賦尊嚴得以確立。同時，民主事業能否成功並維繫，也賴於每個人對人性尊嚴的珍惜。特別是向一個強大的專制政權爭取民主之時，更需要以公開化的勇氣來確立民間的尊嚴，來表示對恐怖鎮壓的蔑視，來克服內在恐懼的自戕和地下心態 的陰暗。而北京政權，不僅在大陸對異見人士進行政治歧視，也將這種歧視延伸到自由港，非法剝奪某些港人的「回鄉證」，就是強權的野蠻歧視，企圖通過剝奪民 主派中堅人士的基本權利來阻嚇港人追求民主。所以，司徒華先生說：「首先，他要發給我’回鄉證’.而且，不應該光是我一個人。因為，當前香港政改問題，是 整個民主派的問題，全香港人的問題。」
司徒華先生的拒絕，不是傳統士大夫的傲骨，而是現代人的尊嚴，意在告訴慣於用強權壓人的中共政權：爭取民主的港人，不是權利乞丐，不需要用仰視強權來乞討權利，而是擁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的國民，要北上就堂堂正正地公開「回鄉」，而不是被「特許」的秘密朝拜！
作為對比，那些慣於以出賣尊嚴與北京做黑箱交易的香港名流，他們仿佛不是活在善待人性尊嚴的自由港，而是活在壓得人奴性十足的獨裁大陸。要不然，他們何須用獨裁北京的重視來提高身價？他們喪失尊嚴的關鍵原因就是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為既得利益而出賣尊嚴的人，誰給他利益他就賣給誰。在香港賣給董特首，北上賣給董特首的後臺——北京的獨裁者。他們一味隨著北京的「經濟決定論」起舞，不僅是把自己貶為無尊嚴的「經濟動物」，也是在侮辱港人的尊嚴。
人的尊嚴先於國的尊嚴，沒有人的尊嚴，國的尊嚴便是空洞的魔咒。何況，當國的尊嚴變成黨權的面具之時，已經享有多年做人尊嚴的港人，沒有理由不拒絕人治強權下的愛國要脅！
司徒華先生對黑箱和強權的拒絕，固然使他在短期內無法「回鄉」，但他讓一向傲慢北京領教了港人尊嚴之不可辱不可買，也讓大陸民間看到了維護人的尊嚴 和政治公開性的巨大力量，正如那些堅持有尊嚴地公開回國的大陸流亡人士一樣。如果香港的精英們在與北京政權打交道時，都能像司徒華先生一樣，以港人的權利和尊嚴為重，堅守公開協商的原則，發起「有尊嚴地回鄉」的民間維權運動，那麼，不僅香港的政治前途將會更加光明，也會激發大陸民間維權的尊嚴和公開化。
2004年2月9日於北京家中